陆立军

不靠海、不沿边的义乌，实现了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从内陆小城到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惊人跨越，用创造性的探索实践深刻回答了一个重大命题：内陆城市能否突破地理区位约束，走出一条高水平开放之路？近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商都义乌——砥砺奋进的国际贸易改革之路》（以下简称《商都义乌》，作者杨志文）一书，通过系统梳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化历程和驱动机制，以及义乌持续推进的国际贸易领域改革，为理解内陆城市开放发展的内在逻辑、可行路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深入研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内陆城市的开放表面上是地理问题，实质上是交易成本问题。义乌的成功是一场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立体化开放网络建设为抓手，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市场性交易成本，从而将内陆区位劣势转化为开放枢纽优势的深刻变革。

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变量，好的制度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提高协调效率，从而显著降低经济运行的摩擦成本。对于内陆城市的开放而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或许更大。内陆城市往往缺乏国家级开放平台的政策赋能，规则制度与国际通行标准、惯例等的衔接度不足，在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存在一定的制度落差，导致市场主体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资进入等面临较高的综合成本。这使得内陆城市对跨境资本、国际客商等的吸引力被削弱，难以有效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导致开放程度不高，发展动能不足。

义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被动接受内陆区位的“宿命”，而是以国际贸易领域的改革为抓手，用改革的手段压降制度性交易成本。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义乌以创设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主线持续深化国际贸易领域改革，从降低小规模贸易主体之间小批量高频次交易的成本这一基点出发，进行外贸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监管运行流程再造、具体操作办法重塑，极大降低了贸易成本和贸易门槛，促进了国际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和大众化，助力义乌、浙江乃至全国向自由贸易制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演进。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诞生，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在传统一般贸易方式监管框架下，出口货物需要逐单报关、逐票核验，对于单柜包含上百甚至上千种商品、单票货值较低、更新换代极快的小商品贸易而言，报关成本高、通关效率低、合规难度大。义乌直面这一制度痛点，通过推进外贸监管体制机制及属地综合管理机制的集成改革，构建“一机制五配套一平台”，打造了特色化的市场采购贸易监管和服务制度体系，为小商品出口开辟了一条简单、便利、高效的大通道。它使广大中小微企业能够依托境内市场集聚区，以内贸的形式开展外贸，从而解决了中小微企业乃至普通大众如何低门槛地参与国际贸易、单小货杂的商品如何便利化通关快速走向国际市场这两大难题，为全国数万家商品交易市场迈向国际化、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全国广大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一套制度方案。

十多年来，义乌持续推进的国际贸易领域改革，其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优化制度供给。改革每推进一步，制度性交易成本就下降一层，整个城市的开放活力就释放一分。这也印证了制度型开放的要义，即开放不仅是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等“边境上”的开放，更是规制衔接、管理优化、标准接轨等“边境后”的开放。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改革创新加以消解的经济变量。当制度供给与贸易形态精准适配，当监管效能与市场活力同向发力，内陆城市完全可以在制度层面构建起比肩沿海、边境城市的开放环境，以制度优势弥补区位劣势。

以构建立体化开放网络

降低市场性交易成本

市场性交易成本的核心是流通成本和匹配成本，其高低直接取决于开放网络的通达性、物流体系的高效性和市场平台的集聚性。内陆城市由于远离沿海港口、边境口岸和国际市场前沿，物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往往不高，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大多不畅，并存在市场信息传导滞后、供需匹配效率偏低、供应链配套能力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放大了地理因素的成本效应。梳理义乌千方百计降低市场性交易成本的创新性探索，尤其是通过建设陆上、海上、网上、空中等开放大通道，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形成立体化的开放通道和多元化的开放平台载体，让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拥有了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物理支撑。

义乌在对外开放通道建设方面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路子。一般而言，一个地方往往由对外交通设施的完善带动当地贸易流量的增长。义乌则走出了一条相反的路径，凭借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强大集聚能力，反向撬动交通设施、物流通道的建设。不沿海，就通过深度参与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推动与宁波舟山港的港务、关务、船务、信息、管理“五个一体化”，打造宁波舟山港的“第六港区”，将全球第一大港的港口功能延伸至义乌；不沿边，就依托“义新欧”中欧班列以及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建设，与阿拉山口、霍尔果斯、满洲里、二连浩特等边境口岸城市开展深度合作，探索铁路进出境双向“快速通关”模式，将边境口岸城市的功能拓展至义乌。由此，义乌构建起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成为双向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使原本的内陆腹地成为开放前沿。

通过物理开放通道建设实现货物运得快的同时，义乌还依靠数字贸易赋能，解决供需高效匹配问题，大幅降低市场匹配成本。同时，义乌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直播电商、AI电商等的探索实践，揭示了其背后降低以匹配成本为核心的市场性交易成本的运行机制。传统贸易模式下，外商需要到义乌实地看样、面对面谈判，差旅成本、时间成本等较高。跨境电商、直播电商、AI电商等的兴起，让供需双方在线上精准对接，大幅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义乌积极创新“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贸易融合模式，培育了一大批数字贸易服务商，帮助中小微企业低成本接入全球市场。数字技术还深度嵌入支付、仓储、物流、融资等环节，智能仓储、数字清关、线上结汇、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贸易全链条的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它们不仅削弱了地理因素对贸易的制约，更促使义乌成为线上线下融合的全球贸易资源配置中心。

立体化开放网络的构建，本质上是用网络密度消解空间距离，用枢纽功能弥补区位劣势。当陆、海、空、网等开放通道在义乌交汇，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义乌汇聚，内陆城市就不再是开放的“末梢”，而是链接国内外的重要“节点”，甚至是辐射全球的“枢纽”。地理距离是客观存在的，但距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程度取决于通道的密度、衔接的效率和平台的能级。义乌用实践证明，只要开放通道建得够强、开放网络织得够密，内陆城市同样可以拥有接近沿海、沿边城市的贸易通达性，甚至因为枢纽集聚效应而形成新的成本优势。

从义乌实践

看内陆城市的开放发展

一座城市的改革开放历程，折射了整个国家内陆地区开放的时代命题。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纵深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广大内陆地区亟需提升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义乌的探索虽然植根于小商品市场国际化的特定土壤，但其背后蕴含的改革逻辑和开放规律，对于广大内陆城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坚持制度型开放引领，以规则重构塑造内陆比较优势。传统开放模式下，内陆城市比拼的往往是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初级要素优势，容易陷入低水平竞争的困境。制度型开放则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系统变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对于内陆城市而言，制度环境是更加可控、更具潜力的竞争变量。义乌的实践表明，只要敢于先行先试、善于制度创新，完全可以在市场准入、监管模式、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以制度优势对冲区位劣势。

第二，坚持通道枢纽化发展，以立体开放网络破解地理区位约束。内陆不等于封闭，在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和数字经济条件下，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制约正在不断弱化。内陆城市不应被动接受内陆腹地的定位，而应主动争取开放枢纽的地位。关键是要立足自身实际，统筹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提升对外通道的衔接效率，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交通物流枢纽。同时，要高度重视数字通道建设，以数字化赋能交易全链条，让数字网络成为超越物理空间的“新沿海”。

第三，坚持改革系统集成，以协同效应释放综合降本红利。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一项系统工程，单一领域的单兵突进往往效果有限。《商都义乌》一书表明，义乌持续推进的国际贸易领域改革之所以成效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系统理念。义乌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国际贸易领域改革，包含了政策体系、管理体制、服务平台、载体建设、保障机制等诸多内容，系统性、政策性、配套性极强。此外，义乌还承担了100多项国家级改革和200多项省级试点，形成了全方位的改革矩阵，以此破解制约该市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各方面矛盾。它表明，内陆城市推进开放发展，必须强化整体观念、系统思维，要围绕降低制度性和市场性这双重交易成本，统筹推进监管体制创新、流通体系建设、市场主体培育等工作，形成政策合力和协同效应，实现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义乌的开放之路是一部改革创新史，也是一部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的演进史。《商都义乌》一书为我们全景呈现了这场深刻变革的来龙去脉，也为新时代内陆城市开放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当然，广大内陆城市禀赋不同、基础各异，不能简单复制义乌的做法，但义乌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改革精神、创新逻辑、发展规律等具有普遍价值。只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以制度创新破解制度性交易成本，以立体开放网络压降市场性交易成本，不断将内陆的区位劣势转化为枢纽优势，内陆城市就能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加强劲的开放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都义乌》一书的出版正当其时，它为理解中国特色对外开放道路、研究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一部可触可感的鲜活教材。 （作者系浙江省特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