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树泉/口述 记者 孙媛媛 实习生 王兮远 文/摄

（一）

我的方向感的确不错，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铁道兵的经历和在长白山、大兴安岭度过的岁月。我先大致讲讲自己的当兵经历吧。

我是金华开发区汤溪镇人，在金华师范读了一年书后，于1953年参军。组织上号召我们“为最可爱的人服务”，我要做的事就是给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志愿兵普及文化知识。在绍兴当了两年“小老师”，我考上了重庆军事交通学校，后来又被挑选去湖南衡阳的铁路工程技术学校，专门学习铁路线路专业，包括测量、制图等内容。

1959年，我从学校毕业后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八师作战科的一名铁道兵。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从杭州到长兴煤矿的铁路，主要负责铁路路线图的测绘。

当时，测绘全程靠走路，因为地图上的细节必须用水平仪、经纬仪一点点测量，有车也坐不了，只能一步步走，夜晚就找个地方睡觉。从杭州到长兴这条线，经过成片成片的稻田，走起来不方便。我们又刚毕业，水平一般，比起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测量工人，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后来，我又持续参与了多条铁路的测绘工作。就这样，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一条铁路连着一条铁路，双脚走过了好多地方的山川、河流、平原，测量技术也有了提升。

1962年，我被调往东北修铁路。在修好了公路和小铁路之后，我所在的东北指挥部调了3个师8万人进入了辽阔深幽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的冬季长达7个月，气温极低，修铁路非常困难。当时东北的地方铁路局搞不定，上级决定由我们铁道兵上，让我们务必修通铁路。把铁路修进大兴安岭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方便运输木头搞建设；二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为备战之需。

（二）

在大兴安岭的8年，有两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

其一是1964年5月的那场林火。大兴安岭山高林深，人迹罕至。这次火灾应该是雷击林木引起的，着火点在密林深处，根本无路可通。当时我们师和兄弟部队分别派出1200人的灭火队前去救灾。我是作战参谋，会使用地图和指北针，带路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总指挥部只告诉了我们失火点的大致经纬度。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上拿着指北针和地图，按照失火的经纬度方向摸索前行。由于森林里没有路，我定好了方向，队伍里就上来50个战士清除杂木，临时辟开一条路来，大部队再往前进。就这样一小时大约能走5公里，到了夜里就睡在树林里。

半夜，指挥部打来电话，说距离我们现在位置20公里处又发现新火点，让我们派个人先去看看。会辨方向的只有我，于是我带了一个警卫员出发，大部队原地待命。我算好了距离赶到那里，却没有发现明火，就准备返回汇报。谁知下午两点突降大雨，等了好久也不停。我们就冒雨往回走，可走着走着竟绕回了原地。大兴安岭里的树都长得差不多，树林里诡秘极了，很难辨别方向。

当时我最怕林子里有狗熊出没。正值五月，狗熊刚结束冬眠，是最饿的时候。我身上只有一把手枪，警卫员背着步枪，可狗熊这东西，你越开枪它越凶。那天下午，树叶的摩挲声混杂着鸟鸣声，一阵又一阵，让我心惊胆颤。直到下午四点左右，终于听见远处传来战士讲话的声音。我让警卫员对空鸣枪，大家循声赶来，这才把我们带回了部队。

第三天，我们继续赶路，差不多走了一天终于找到了失火点。到了第四天，我们自带的干粮已吃完，恰好当天上午10点是空投食物时间。空投直升机在上空盘旋，丢下沙袋，内装一封信：“请用白布条在地面上铺成十字形。”我们赶紧照办。不久，飞机从头顶掠过，投下东北大米和罐头。我打开一个罐头，上面写着产地是浙江金华，里面是来自家乡的冬笋烧肉，感觉那味道更好了。我们还分了一些物资给后来抵达的另一支队伍，大家都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别提多高兴了。

经此一役，我的名气在部队里一下子大了起来，我自己也挺高兴，没给部队丢脸。在当时，我可能是第一个走进大兴安岭100公里深处的人。

（三）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8年。那年刚过完春节，一位副参谋长带着3个人进入雪林，去寻找两个走丢的士兵。结果走丢的人没找到，他们几个反倒迷了路。组织上又想到了我，给我准备了一辆吉普车，让我带上一名警卫员和一名通信员，出发去寻人。

茫茫林海，大雪封山。我没法确定他们的位置，只能凭经验推测他们可能活动的范围。我对这一带比较熟悉，脑子里有一张平面图。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苗圃，也就是培育树苗的地方，有几十号人在里面工作。苗圃下面有一条水沟，是从兄弟部队的方向流过来的。我想着，先去苗圃看看能不能找到人。

我们到了苗圃，这里被大雪覆盖着，只剩一位老人在房子里看家。他说，其他人都回家过年了。我们在房子里歇了一会儿，考虑走失的4个人大概会往哪个方向去。排除了往公路和森林方向，我们锁定沿着小河的方向去找一找。

车子一路慢慢往里开，一个拐弯，我们看见不远处有一堆火，火堆边上有人在烤衣服。起初我不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就赶紧让战士关闭车灯，子弹上膛，下车慢慢靠近。距离10米左右，我看见火堆边放着军用水壶，就大胆喊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对方回话，是三师的。我定睛一看，他们身边放的是军用大衣，就放心靠近了。那几个人已经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随身带的粮食只剩下一小把米。在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我上前说：“我们是九师的，来救你们了。”他们一听，眼泪当场就掉了下来。

我们把他们4个人扶上吉普车，先带回了林场苗圃，让他们喝口水暖和暖和。然后我立刻坐车到师部打电话报告，说人找到了。那次任务之后，再次加深了指挥部对我的印象。

1974年，我从东北回到金华。那些年在林海雪原里穿行的日子，至今历历在目，夜里睡在树林里听风声，凌晨踩着没膝的雪赶路，还有热气腾腾的东北大米饭……回想起来，大兴安岭的探路经历教会了我一件事：在茫茫天地之间，人固然渺小，但只要方向对了，再远的路也能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