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兮远

在金华北山九龙一带，有一处幽深的讲堂洞，相传南朝梁代文士刘孝标弃官归隐于此，设帐讲学，终老于山中。刘孝标本名刘峻，字孝标，南朝宋时的平原郡（今山东淄博一带）人。这么一位山东文士，究竟经历怎样的世事浮沉，最终远赴江南，栖身于金华山的岩洞之间？他又缘何能为后世金华人所纪念呢？这一切，还要从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说起。

遭逢离乱世家子

两晋南北朝乃大争之世，天下崩裂，苍生涂炭，群雄攻伐不休。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刘裕曾率军北伐，收复今山东一带，并在这里设置了青、徐兖、冀等侨州郡县。刘氏一门是青州的豪门大族，在当地颇有名望。刘孝标父亲刘珽在刘宋时曾南下岭南担任始兴内史，携妻赴任途中，孝标生于建康（今南京）。

孝标出生没多久，父亲刘珽就因不适应南方水土，染病去世了。母亲只好带着他和哥哥刘孝庆（原名刘法凤）返回青州老家。

不久后，刘宋王朝发生内乱，宗王刘彧杀死皇帝刘子业自立为帝，山东各州长官推举刘子勋为帝起兵讨伐，结果不敌兵败。刘彧为人荒唐，在战胜对手后为显军威，派遣重兵去淮北迎降，山东守将薛安都以为新帝要来兴师问罪，害怕遭受惩罚，就向北魏求援。北魏大军压境，徐、兖两州不战而降，冀、青两州坚守抵抗，最终还是被攻破了。当时孝标年方八岁，在青州被掳为奴隶，押至赵地。中山有位富户名叫刘实，可怜他们兄弟年幼孤弱，又念及同为刘氏，就出钱赎了他们，还出资供他们读书学习。

可好景不长，北魏朝廷知道刘家是青齐一带有名的世族，在南朝尚有戚属，于是把他们全家迁到平城，充当人质。后来的北魏皇帝拓跋宏推行汉化改革，为此广招人才，平城一带被掳来的青齐汉族士人不少得到任用，偏偏孝标兄弟没被选中。原因在于，刘氏族中有人叛魏南归，孝标兄弟受其牵连，不但做不了官，连性命都岌岌可危，只好随母出家，遁入寺院。

虽然身在佛门，孝标并未荒废学业。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北魏时西域僧人吉迦夜翻译的五部佛经，就是由孝标执笔受录的。孝标年纪虽小但通晓文字，在平城寺院里以抄书为务，跟着寺中师父学习，也渐渐积累了不少学问。

蹉跎南渡到金华

在北魏寄居的十七年间，孝标生计艰难，沉沦底层。因平原刘氏在江南尚有亲族，兄弟二人决意南渡投奔。南渡历经多少艰难，史书并未提及，只知在孝标晚年回首一生的《自序》中略有提到“余祸同伯道，永无血胤”一句（伯道是指晋代邓攸，邓攸曾在南渡逃难中救侄弃子，此后再无子嗣），想必孝标在南渡中亦付出惨重的代价。

南朝此时已改朝换代，萧道成推翻刘宋，建号为齐。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来到建康，孝标的读书环境自然改善很多。他竭力借书苦读，时人称他“书淫”。然而他多次求仕未果，后得宗室萧遥欣赏识，被召入幕府，待他不薄。可惜萧遥欣早逝，孝标再次失去依靠。

不久，雍州刺史萧衍代齐称帝，改国号为梁。萧衍素以文才著称，称帝后广揽人才。孝标之兄孝庆因曾起兵支援萧衍，从龙有功，颇受荣宠；孝标亦得引荐，得入秘阁校勘图书。然其生性刚直，不喜逢迎，史书称其“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浮沉”，虽面见皇帝，亦直言不讳。梁武帝虽雅好文学，却极要面子，容不得别人才华盖过自己或出言冒犯，时日既久，对孝标渐有厌薄之心。

得罪了皇帝，孝标此后的仕途可想而知。当同僚多获升迁之时，他却原地不动。后又因小过被人借机报复，丢了官职。梁武帝之弟安成王萧秀怜其才学，收留他编修书籍，并将私家藏书取出供其阅览。其间，孝标大病一场，病后自觉年迈力衰，生平颠沛，于是激扬文字，写下《辨命论》，慨叹时运。他辞别安成王，南下游历，想另寻一条出路，另辟一种活法。然而，故园早已沦于胡骑，金陵虽有文士把酒清谈，朝堂之上却无他容身之地，此身又当归于何处？

孝标素喜交游方外之士，与高道孙游岳相交尤深。孙游岳本永康人，为齐梁皇室延请开馆于京师，士人多慕其风致而从之学习。他见孝标郁郁不乐，言其故乡东阳郡有金华仙山，最宜栖隐。孝标闻之，便欣然启程。

长山隐客一方师

南朝时的金华山清幽绝秀，紫岩巍然，清溪湍流，山间有沃土可耕，林间隐宝寺香观。山风泠泠，令人忘归。刘孝标一生流离，至此方有归家之感，遂筑庐而居，歌咏林泉。其《始居山营室诗》有“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之句，清新幽古；所作《山栖志》则记山居风物、乡土生活，笔触温润。清晨闻猿啸，入暮听钟鼓，山中野老常携新酿，与孝标醉谈竹林之下。他自述心境：“不求于世，不忤于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

彼时金华山尚存原始风貌，林莽葱郁，猿猴岩羊出没其间。东汉以来，此地即以仙山闻名，葛洪《抱朴子》列为炼丹圣地；南朝时佛寺道观渐兴，洞府仙宅甚多，更为山色添了几分幽邃。

孝标年六十四，终老于此。他晚年在金华山中，以教育为志，会稽郡、东阳郡的青年多慕名入山从之问学。当时金华文教未盛，孝标为困穷苦学的三吴贫寒士子，带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与文化。在其身后，其讲学旧宅被改为清修院，后又归属普济禅寺。其位置大致在今天九龙讲堂洞处。

孝标一生著述宏富。游幕安成王萧秀门下时，孝标曾编纂《类苑》一书，开中国古代类书编纂之先河。书成，梁武帝见其才学竟在己之上，心生不悦，遂命徐勉等学士另撰《华林遍略》，欲以高过之。其后《华林遍略》成为历代类书效法的范本，然其体例与编纂形式，实多承自孝标《类苑》。除《类苑》一百二十卷外，《隋书·经籍志》还录有孝标所作《汉书注》一百一十卷、文集六卷，然陈、隋以降其书皆渐次散佚，至宋室南渡后已难觅其文集。唯《世说新语注》广为传世，孝标注《世说新语》博采群籍，引证详赡，识见淹博，保存了大量后世不可得见的古书佚文，自宋以降，历代学人莫不称美。近代学者余嘉锡以刘孝标注为基础，为《世说新语》作笺证，考订精详，至今仍为文史研究者所珍视。

刘孝标著作风格独特，其注《世说新语》，尤重荟萃人物故事，以事寓理。据陈垣考证，这一特点盖源于孝标少时栖身佛寺的修习经历。印度典籍素有“引典故以通明事理”之文学传统，孝标早年在平城寺院中所抄译诸经，亦广涉故事典故，潜移默化间受其濡染颇深。故其著书为学，好旁征博引，广收事类，后人读之可助增才识。齐梁之际士风浮矜，而孝标独能沉潜涵泳，择英取华。此种著述方式极富新意，更为后世存留了大量珍贵史料，许多汉魏旧籍、人物轶事，正是赖其裁选编注，方得流传至今。如今我们翻读《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释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正文与注文相得益彰，二者合而观之，方能尽收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