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高

四年才评选一次、被称为国内最权威文学奖项的茅盾文学奖，2015年8月16日揭晓第九届获奖名单，金宇澄的《繁花》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苏童的《黄雀记》五部长篇小说最终胜出。五部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思想高度、艺术水准，体现出中国当代繁荣发展的态势。

“上海爷叔”金宇澄的《繁花》妖娆、琐细而精致，是公布该奖项前文坛呼声最高的一匹黑马。此前，他的《繁花》已经卖出30万册，是五部获奖作品中最畅销的一部。《繁花》的走红，大约是金宇澄始料未及的。他曾说过：“写它根本没有得奖的倾向，这就像王家卫说的，这部小说没有电视电影的写作倾向，所以改编有难度。”

《繁花》原名《上海阿宝》，最初发表在2012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上，迅即蔓延成一片花海，覆盖了略显沉闷的文坛。几十年不发评论的《收获》破了规矩，邀请评论家程德培、西飏撰写了两万字的长篇评论，和小说一起发表，引起极大关注，成为沪上文学爱好者共同的话题。

《繁花》写得从容散漫，金宇澄并不像之前写上海、写城市的作家那样，关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条弄堂、一个大院，这都是套路了。他需要的是“被一般意义忽视的边角材料”，即那些琐碎的市井内容。他更对那些看上去“无意义”的内容感兴趣。因此，《繁花》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节，有的都是一个个饭局、一次次牌局、一段段对话。几个人聚在一起说着话，也不是什么要紧事，也没有什么深刻的话。城市人都有类似感受，出去吃饭、打牌，饭桌、麻将桌上，讲了许多听了许多，但基本不记得了，这一晚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就回家。

写没有任何意义的吃饭，有意义吗？我已经60多岁，这么多年，有多少饭局，会遇到多少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于我而言，我会特别记住一些有趣的故事，好的故事你是不会忘记的。

金宇澄说：“饭桌上闲聊的内容，在现实中更丰富啊，我会记住。只不过我让小说人物直接讲故事，经常三言两语讲完，比较浓缩。书中的陶陶跟小琴是展开来写的，来自一条电视新闻，讲的是男女同居多年，最后男的掐死了女的，大哭一场，自杀未遂。警方发现女的在日记里没讲男的一句好话。还记得一则电视新闻，一老太太死了，她老伴天天还跟她睡在一起，尸体都已经臭了。这与经典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几乎一样。生活常常会重复经典。”“巴尔扎克写两姐妹，姐姐是一个大公司小职员，每分钱都存起来，找了一个小职员平平安安过一生；妹妹一样是小职员，每个月把钱全部花完，还借钱买衣服打扮，她不愿意过姐姐的平凡生活，要打入上流社会，最后她终于找到一个很有钱的老男人，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有意义。究竟是姐姐平淡一生有意义，还是妹妹这样起伏、折腾更有意义？”在金宇澄看来，城市生活就这样，充满无意义。他曾经有8年时间上山下乡，城市消失在他的生活里。“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熟识而陌生，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简单懵懂的村姑。”

其实，不止于中国生活，对于中国的城市题材，《繁花》也是一种新的拓展。“1985年我写的乡野小说，等于我是在城里，写乡下事情，乡野经验挥发期。”金宇澄说，往远里说，城市写作被边缘化很多年，否定城市的意义，但人们都又进入城市，它一直被评论为腐朽的温床，尤其上海，一直被批判，或给出种种简单化的定论。比如，上海的历史很短，原先只是小渔村，但我们知道，上海这几代人，不可能都是这小村子的子孙。上海文化的构成相当复杂，等于一块压缩饼干，聚结的传统根脉，联系周边苏、杭、江南的千年历史。

金宇澄反对“城市无文化”的论调，他写《繁花》就是想要向城市致敬，向上海致敬。在他眼里，城市永远是迷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包，信息量很大。他生活在其中，又让它出现在梦中，成为无法触摸到的情人，就像出现在研讨会现场、难得一见的女作家须兰，她生活在上海，又似不在上海。

在金宇澄的认知里，“小说要承担闲谈、闲聊的任务”。因而，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他颇有些不认同：“我们的小说时常在承担媒体的任务，比如去表现一些社会新闻的话题。”

但在“闲谈”之中，金宇澄在《繁花》中有着他对现实的表达——各色市井、不同的阶层、历史，附加于个体的悲辛。恰恰映照了评论家程德培的评说：“《繁花》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书写，小说还原了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哪怕是琐碎卑微、世俗而充斥着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