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一平

枯坐无事，翻阅庋藏的宗璞《铁箫人语》，其中《风庐茶事》一篇，曾多次读过。

宗璞为侍奉父母，寓居在燕园三松堂。她将此寓所名为风庐。从校园北边通往燕南园有两条路，东边的一条正对着57号院子的大门，也正对着三松堂大门。不过名为“风庐”，有着更深的寓意。她解释说：“此寓正值风口，常有穿堂风过，或冬日朔风呼啸，或夏日南风袭人。转念当今之世，随风转舵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有之；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几摧吾庐者，亦有之。是故余感而命名为风庐，以观时代特色之在风者。”

燕南园57号院，林子深远茂密，绿得无边，走在里面，像是穿过一个梦境。院中有三棵松树，或挺拔直立，或伸臂弯曲，或婆娑起舞，各具神态，四季常青。冯友兰在这里居住了30余年。前后左右，有语言学家王力、哲学家汤用彤、物理学家周培源、化学家黄子卿、人口学家马寅初、历史学家翦伯赞、美学家朱光潜等，可谓大师云集之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冯友兰晚年名此宅为“三松堂”：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何不即题此书《风庐自序》。余因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笔名另有丰华、任小哲等。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生于北京。她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长篇小说《野葫芦引》，著作《三生石》《我是谁》《铁箫人语》等，作品《北归记》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

孙犁说：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宗璞笔下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书卷气息，其《东藏记》《紫藤萝瀑布》《鲁鲁》等隽永而精致。

宗璞作《风庐茶事》，是应袁鹰约稿，行文细腻朴素，她对一家老小的喝茶习惯，有着独到的体会，犹如面对故人，娓娓而谈。

她写道：茶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庐，并不走红，不为所化者大有人在。

老父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对于茶，他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照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时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夹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

茶在风庐，还是和者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却是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盏浓茶，便又抖擞起来。

如今坐在家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在土上的“坐”家，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支援。

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却总做不到……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一次为一位素来敬爱的友人特找出东洋学子赠送的清茶，以为经过茶道台面的，必为佳品。谁知其味甚淡，很不合我们的口味。生活中各种阴错阳差的事随处可见，茶者细微末节，实在算不了什么。这样一想，更懒得去讲究了。

妙玉对茶曾有妙论。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粗粗读之，觉得她这些话几乎等于没说。后来仔细一想，宗璞一生中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非常的多，其母亲和父亲，都活了80多和90多，宗璞自己也90多岁高龄，但她的弟弟年仅50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弟冯钟越是航空结构强度的奠基人，远离北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经年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后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冯友兰哲学思想自成体系，其人其作纠结于历史和现实之中。宗璞曾说：“父亲很幸福，父亲很委屈。”冯友兰的委屈尴尬、内心的苦闷，家人最能直接感受。宗璞钩沉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的旧事，心路历程都呈现在读者眼前。

自古来，身不由己者，多矣哉。宗璞的一生并不顺心，但她面对一个个困难，坚持写作。她的《丁香结》被选入课本范文。这篇《风庐茶事》，余韵绵长，颇有“却道天凉”之意，读之不禁感叹世事难料，荣辱无常，坎坷逆旅，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