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梦熊

世上只有一个阿赫玛托娃“柔和的眼神儿顾盼流连，平等看着所有人”，在她之前，阿赫玛托娃的名字应该叫作萨福。如果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阿赫玛托娃就是月亮。

中国从来没有诞生过这样的女诗人，尽管阿赫玛托娃翻译过屈原和李清照，她的命运会让我们想起卡桑德拉和安提戈涅。悲剧找到一个女人，最终让她背负一个惨不忍睹的故事，古米廖夫死，蒲宁死，她和古米廖夫生下的儿子也在监狱里三进三出，死亡和披肩一样挡不住西伯利亚的严寒。

最早译介阿赫玛托娃的是郭沫若，1929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诗选》中，郭沫若翻译了阿赫玛托娃早期的两首诗《完全卖了，完全失了》和《而且他是公正的……》，后一首是阿赫玛托娃为《创世纪》中罗得之妻回首化为盐柱而作。“这儿或许有人要为这个女人流泪，或者还以为她的丢命是很足伤悲？只在我的心里是没有蒙蔽，不会遗忘，她丢了她的生命只为回头一望。”郭沫若以为阿赫玛托娃的诗“表现着这位天才的抒情诗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与其沉着的用词”。

1946年8月，翻译家高莽接到一个任务，让他翻译联共布尔什维克关于《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的决议，阿赫玛托娃就是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另一位是左琴科。许多年以后，高莽翻译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时，他才明白“今天谁是野兽，谁是人”，他感到愧疚，以至于专程前往阿赫玛托娃的墓前向其致敬，“寒霜打僵了她的心，烈火烧尽了她的诗，她变成了影子，影子也得消逝”。

在诸多《安魂曲》汉译本中，人们很少提及楼肇明的译本。楼肇明是东阳人，以散文见长，主编的《世界散文经典》《世界散文诗宝典》确实令人爱不释手。作为翻译家，楼肇明对俄罗斯阿克梅派中尼·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这对夫妇的热爱有目共睹，我印象颇为深刻的俄罗斯散文选《复活的圣火》几乎是一部“宝典”，我的同龄人要是没有读过它，也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尼·古米廖夫以为“人在再生为更高类型时是以诗和宗教为指南的……诗歌却永远是面向个人的。即使诗人在同一群人说话时，他也是分别同他们每个人说话”，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就是一个明证。此诗创作于1935年至1940年，迟至1987年3月才得以问世，楼肇明的译作见于1992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安魂曲》。阿赫玛托娃在谢世前的一篇自传慨言，“我在写诗时，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响彻着我国可歌可泣的历史的旋律之中”，并且为自己能够置身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事件中感到幸福，楼肇明以为《安魂曲》正是这样“一部响彻着没有前例的历史旋律和浸透着人的福慧境界的作品”。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眼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苦难怎样将粗粝的楔形文字，一页页刻上面颊，一绺绺乌黑的浅灰的鬈发，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角边枯萎，恐惧在干涸的轻笑里颤栗”，面对这样的言说，我们知道阿赫玛托娃面对的是怎样的生活，翻译家王守仁称赞《安魂曲》是“具有最崇高的痛苦力量的诗篇，同时也是人类的文献”。人们甚至对阿赫玛托娃冠之以“复活的缪斯”，不仅为其惊人的勇气和坚韧所震撼，也为“让监狱的鸽子在远方咕咕叫鸣，让轮船在涅瓦河上平稳航行”而动容。当然，阿赫玛托娃只是阿克梅派中的一极，古米廖夫所谓的那个理想仍是我们希冀的一个境界，他说，“莎士比亚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内心世界；拉伯雷向我们表现的是肉体及其欢乐、睿智的情欲；维雍向我们讲述的是毫不怀疑自己的人生，虽然它无所不晓，既知上帝也知劣迹，既知死亡也知不朽；戈蒂耶在艺术中为这人生找到了疑是无可挑剔的合适衣衫。把这四种成分结合到自身之中，这便是正在把敢于自称为阿克梅派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那个理想”。对于今天年轻一辈的中国诗人而言，我们更应该去努力寻找“相互联合起来的那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