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又过年了，吴四丈开始发愁。

这位吴四丈先生，籍贯生平都不可考，好在他有一位表外甥名叫周密，是宋末元初的著名诗人，曾经做过南宋的义乌县令，其笔记体史学著作《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很是脍炙人口，吴表舅就是因为《癸辛杂识》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

不过，让吴四丈发愁的事情不是过年，而是拜年。

虽然“春节”这个名称是民国时期才被官方确认，但在古时大部分朝代，正月初一作为一年的开始，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唐玄宗李隆基曾经专门颁布过国家机关法定假期制度《假宁令》，其中有“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的说法，给正月初一和冬至安排了两个“黄金周”。从宋朝开始，为了让大家好好过年，还有了“封印”制度，就是把官府的大印加上封条锁起来，完全停止办公，直到过完年“开印”为止。北宋大佬王安石之所以会写下那首“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恐怕也有点“不用上班真快乐”的小确幸。

从“封印”到“开印”，历朝历代时间不等，但有一件事是一致的。正月初一一大早，文武百官要穿上最隆重的朝服，会聚朝堂之上，“望阙行九拜礼”，给皇上拜年。当然，这种“与帝同乐”的荣耀只属于京官和凑巧回京述职的地方重臣，基层公务员可没这待遇。特别是各地方的行政主官，不但没有见皇帝的机会，还得在空荡荡的衙门里值班，连家都不准回。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在滁州、江州等地担任过多年刺史，每到过年就不快乐：“一从守兹郡，两鬓生素发。新正加我年，故岁去超忽。淮滨益时候，了似仲秋月。川谷风景温，城池草木发。高斋属多暇，惆怅临芳物。日月昧还期，念君何时歇。”（《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独守空衙无所事事，只能写首诗向亲友远程拜年。

可能因为长假值班的日子过于冷清寂寞，有些莫名其妙的灵感就会爆发出来。韦应物有位老前辈叫权龙襄，曾经在瀛州（今河北河间）任刺史，京城亲友给他发来拜年信说：“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权刺史一见，赶紧下发了一个通知：“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明·冯梦龙《古今谭概》）

对普罗大众而言，拜年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项社交活动。比如在吴四丈生活的宋代，一些交游广泛的人为了在有限的假期里完成拜年任务，发明贺年片——“拜年帖”。“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持名刺代往。”（宋·周辉《清波杂志》）“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周密《癸辛杂识》）过年分身乏术，派仆人去亲友家送张写着吉祥话的帖子，既省钱又省事。南宋有个人叫张世南，收藏了一张“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拜年帖，内容只有十几个字：“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游宦纪闻》）“敬贺正旦”，就是现在“恭贺新禧”“春节快乐”的意思。秦少游的这张帖子，也由此成为有文献具体记载的第一张贺年片。

类似的拜年方式，在明清依然风行。有人为了省去开门接帖的麻烦，“粘红纸袋于门，以接帖，署曰‘接福’，或曰‘待僮’”（清·顾禄《清嘉录》），来人只要把拜年帖往里一塞，就算完成了任务。明代文徵明写过一首《拜年》诗“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描述的就是这种“飞帖”拜年的风气。

既然拜年如此简单，为什么吴四丈还会发愁呢？

因为他家“无仆可出”，没有人帮他送贺年片，直愁得他“徘徊门首”。

正当吴四丈愁肠千结的时候，朋友沈子公家的仆人来拜年了。收到朋友的拜年帖，吴四丈顺便把还没送出的那些也翻了翻，发现基本上和自己是同一批亲友，于是灵机一动，一边热情地安排酒饭招待这位信使，一边“阴以己刺尽易之”，把拜年帖悄悄换成自己的。沈家仆人酒足饭饱，懵懵懂懂地替吴四丈跑了回腿。尤其可气的是，改天朋友相聚，吴四丈还大喇喇地掏出一堆拜年帖来还给沈子公，引得众人大笑。（《癸辛杂识》）这人实在是太坏了！

深究起来，换贺年片这种事可不是吴四丈的创举。冯梦龙在《古今谭概》里记载过更早的一个同类事件：“刘贡父为馆职，节日，同舍遣人以书筒盛门状遍散人家，刘知之，乃呼所遣人坐于别室，犒以酒肴，因取书筒视之，凡与己一面之旧者，尽易之以己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刘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该事件的主人公刘贡父，大名刘攽，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资治通鉴》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