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凡

这几年，一直蜗居在单位的宿舍里，因为单位原址新建，我只能搬家。整理书架时，偶然发现最底层一个小纸盒里静静躺着二十几张音乐磁带。我瞬间百感交集，岁月深处有关磁带的记忆闸门一下就打开了。

我没读过幼儿园，最早听到音乐是从村子某处屋檐下的喇叭里传出的。“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小朋友,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在当年物质精神双贫瘠的农村，这无疑是洒入荒芜心田的及时雨。“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们立在喇叭下，洗耳倾听，美妙的曲调，或平缓，或激昂，大家常常听得忘了回家。

上学后，学校有音乐课，每周一节，因缺乏专业音乐老师，这一节课时有时无，还常上得“伤痕累累”，但足够让我们兴奋和满足，也学会了不少歌，主要是校园歌曲和革命歌曲，如《雷锋之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童年》《十五的月亮》等。

直接接触和拥有磁带是大学期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学，文科生的学习任务不是很重，我因此有大把空余时间任自己消遣。当时广播电台众多，音乐节目也很多，白天或黑夜，任一时间段，几乎总有一两家在播放音乐。那是港台流行音乐风靡的年代，四大天王如日中天，男女歌手层出不穷，好听的流行歌曲更是数不胜数。那时，人人有一只微型收音机，恰似现在人人必备手机。那收音机可抓手中，可放袋里，还可卡在皮带上，出行携带很是方便。课余时间，戴着耳机听广播，成了大学生的固定风景。听电台音乐毕竟被动，远不如自己买磁带过瘾，歌曲自选，时间随机，想听几遍就几遍。那个收音机还是个播放机，一按按钮，装磁带的部位就弹了出来，把长方形状、巴掌大小的磁带嵌入，盖上，按播放键，磁带转动，音乐随之响起。

我现在仍喜欢听歌唱歌，这是大学时培养起来的爱好。如今会唱的歌，绝大多数都是大学那四年学会的。工作后，学会的真正会唱的歌曲不过十几首。

有了收音机，自然得买磁带，就好像你买了茶壶，肯定得买几只配套的茶杯。清楚地记得，平生第一盒磁带是周华健《心的方向》，在学校北门外一家小书店买的。那时的书店，卖书，卖饮料，也卖磁带。这家书店，我还购买了路遥小开本的《平凡的世界》。我的零花钱，基本用于买书、看录像和买磁带。之后，陆续有了周华健《花心》《风雨无阻》，江珊《梦里水乡》等专辑。一盘磁带一般十首歌，其实，买的更多的还是那种多个歌星的合集，一则首首都是主打歌，传唱度都很高，二则可以听到多位歌星的歌曲，虽是大杂烩，毕竟可以在一盘磁带里欣赏不同地区、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歌曲，百花齐放总比一枝独秀好吧。当然，这也表明，我不是某位歌星的铁杆粉丝，否则只会买那位歌星的专辑。室友黄同学就对童安格情有独钟，收集的全是他的专辑，没有一张别人的。还有一位同学特别喜欢王杰，王杰的歌几乎每首都会唱，还模仿得蛮像。

我买的专辑里还有几盒是外国经典流行歌曲荟萃。流行全球的《Yesterdayoncemore》《CASABLANCA》《Sayyou，sayme》等就是那个时候知晓的。听歌听久了，自然会唱，很多甚至没有刻意去学，像张学友《吻别》、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朋友》、刘德华《来生缘》《忘情水》、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李春波《小芳》、叶倩文《潇洒走一回》等，至今，只要音乐响起，就能张口即来，一唱到底，不会跑调，也根本不用看歌词。有些东西，一旦学会了，就一辈子都会了。

后来，浑圆闪亮的光盘逐渐取代了磁带，VCD、DVD大行其道，先前的磁带店要么关门大吉，要么更换门庭成了光盘店，我也开始购买光盘，我的磁带生涯也彻底完结了。要不是因为搬家，这些磁带可能就永远躺在阴暗的纸盒里，封尘于历史的长河中。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能够播放它们的设备了。我将它们小心地捡拾，拿餐巾纸一一擦拭，直至一尘不染，然后彼此沉默着，对视良久，心里叹息一声，重新将它们整齐地放入盒子。唯一的变化是，我把盒子放在了房子最向阳的地方。它们曾经给我的青春岁月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慰藉，是我青春岁月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此刻，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倾洒而入。磁带被阳光包围着，恩宠着，暖暖的。我想，今后我会不定期地打开这个纸盒，与它们一次次重逢。

岁月如歌，歌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