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泽木

入冬了，门口总挂着一个浅口的竹篮子。远远地，我就能看见里头的番薯——有的颜色鲜亮，有的深沉些。我加快脚步，拿起一个，从顶部开始去皮，一直剥到手握住的那头，接着便狼吞虎咽起来。其实吃番薯是不能急的，太糯，容易噎着。我说的“狼吞虎咽”，不过是放学后那点饿慌了的心思。

篮子里通常有两种番薯。一种是红皮黄心的，剥开红艳艳的皮，里面是金灿灿的肉，那黄，亮得像秋日的金桂，又像刚拆的蟹黄，看得人眼馋。这种番薯得小口小口地吃，否则真会噎住。另一种是白皮的，肉也白白淡淡，像蒸透的茄子瓤，不那么糯，却清甜得很，吃快些也无妨。

天越冷，这篮子越热闹。大人出工前，伸手摸一个，边走边吃；回屋喝口茶的工夫，再摸一个带走。至于我，它是放学路上雷打不动的“加油站”。红皮的糯甜，白皮的清甜，两种滋味在舌尖轮番上场。

番薯多了，吃法也跟着多起来。用柴灶做饭时，总趁着焖饭的工夫，往锅沿贴几片番薯，那是我的最爱。番薯片外层焦黄香脆，像炸透的土豆片；中间的薯肉软糯，边缘那一圈将焦未焦，酥脆里带着焦香，最是勾人。

吃贴锅番薯，得找个晴日。我揣一块坐在墙根下，就着暖阳慢慢吃。阳光晃眼，番薯也晃眼。咬开焦脆的外壳，里头的肉还蒸腾着热气，又软又糯。小时候最爱这般光景，如今回想起来，更是眷恋——那是真真切切、热气腾腾的日子。

入了深冬，沥番薯粉就成了家家户户的大事。早年没有机器，全凭一块钉满金属细孔的擦板。人坐在板凳上，弓着背，拿着番薯一遍遍地擦，雪白的薯浆顺着孔眼簌簌落下。一连几天忙下来，腰都直不起，可看着最后沥出的粉又细又白，心里仍是欢喜的。

现在省力多了，有专门碾番薯的人，拖着机器挨家挨户上门，像从前走村的剃头匠。机器轰隆隆一响，薯渣就吐了出来。主妇们用滤布袋接了，一遍遍过水，一遍遍揉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些人家舍不得浪费，非要滤到水清才罢休，得到的粉也相当可观。

刚沥出的湿粉细腻如玉，摊在竹匾上，像一团柔白的月光，静默中自有一种阴柔的美。再过些日子，粉块干了，棱角分明，摸上去沙沙作响。这时用拳头轻轻敲散，再细细搓碾，它就真真正正地“成粉”了。

这番薯粉实为佳品。和进面里，做的清明粿、三角叉格外韧滑，拿在手里颤巍巍的，却怎么也不破，真是韧性又任性。到了夏天，它又成了消暑的良伴——一碗亮晶晶的番薯豆腐，或是一盆清润的番薯羹，呷一口，凉意就从喉头滑进了心里。

番薯可俗可雅，能填饱辘辘饥肠，也能化作席上清风；它从土里来，却往心里去。这般风味，大概就是人间的真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