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建

收到沈希宏写水稻的书，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因为沈希宏是值得写的，而且在这之前我也催问过他几次：你的书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呀？

因为我对他的书是有期待的，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懂的：田里要有好种子，世间要有好图书。

记得第一次见沈希宏，是在杭州宝石山上的纯真年代书吧，差不多已经是七八年前了，那次好像是作家周华诚某本书的分享会。那本书大约是跟种水稻有关的，所以水稻博士沈希宏到场，无疑是增加了那次分享会的学术分量。跟沈希宏同来的还有他的两位同事，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

这个单位原来在武林门有一幢大楼，我早年还写过它，包括与它并列的浙江新闻出版大楼。这个“并列”出现在我写杭州的一首诗歌中，当时我是这么理解的，水稻大楼要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出版大楼是要解决饭吃饱后的问题。

又过了好几年，我陪作家袁明华去了现在位于富阳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去那里拜会沈希宏。在江湖上袁明华已有“植物先生”之称号，因为他写作的三部《植物先生》系列成了品牌图书，其中有一篇文章写到稻花，“植物先生”大概是碰到了专业问题，所以去请教沈希宏。不过后来我知道，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可能有点惺惺相惜。

对了，这里我要扯开说几句，因为我发现沈希宏博士和“植物先生”袁明华这两个人有三个共同点，一是皮肤都比较黑，二是都有烟酒的嗜好，三是喝了酒之后嗓门都很大。

皮肤黑当然是野外作业的标志，通过读沈希宏的书，不仅知道他在富阳研究水稻，他还在海南和印尼爪哇岛种水稻，常年的风吹日晒，我想任何防晒用品都是没有用的，而且他也不会去用。

话说那天在富阳，我跟着袁明华，袁明华跟着沈希宏，就走到了田塍中间。虽然那天天公不作美，大概一直要到下午我们回来时，有几株水稻开花了，那个花开在沈希宏的掌心中，很娇嫩很稀罕的。

认识沈希宏后不久，才知道他也写文章。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好像是在《杭州日报》副刊上，刊发在一个有关水稻的专栏里。后来我倒也不是每一篇都看，但看到的都还是不错的。在《杭州日报》的那些文章中，我印象中有一篇是写袁隆平的，当时袁老刚刚去世，大概报社是专门约沈希宏写的。当时写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但是我看那篇文章时，眼睛还是湿润的，因为沈希宏写得深情而又克制，专业而又易读。

深情而又克制，专业而又易读，这12个字也可以说是我对沈希宏这本新著的评价。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水稻界写散文最好的人，或者说散文界最懂水稻的人，要写几篇有关水稻的好文章是不难的，因为跨界本身会带来新鲜的魅力。而且我也相信，沈希宏之前成为水稻博士，后来成为博士生导师，这学术成果肯定是明摆着的，所以专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些专业到底有多少人感兴趣，有多少人会获得共情，有多少人会获得阅读的情绪价值，这才是一个作家或策划人要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事实也正是这样，我倒是更想看沈希宏写水稻之外的题材，那也一定是很棒的。就这本书来说，我喜欢看他写田间的一些事情，包括他在异域种水稻的故事，这是我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我们虽然学生时代也与水稻打过交道，或是插过秧，但结果很狼狈。我也干过碾米等事情，因为我高中毕业后曾做过一年知青，所以也沾了一点水稻和农活的皮毛。

就散文写作来说，沈希宏的出现，包括最近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写作者，我觉得呈现了一个比较可喜的现象，即这些写作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张三是个菜场，李四是建筑工地，而沈希宏则是一块稻田。这块稻田沟通古今，连接中外，所以我觉得有专业特长的人跨界到文学领域，实在是读者和出版社的福音。本书作为“文艺新实力”书系中的一本，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由沈希宏的这本书，我也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现在作者出书太难，所以恨不得让内容倾巢出动，动不动就追求厚重。其实书也是可以轻一点薄一点的，正如水稻的行与行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因为这跟学术成果是两回事。二是既然“要做一粒好种子”，那么这一粒种子该怎么找到适合的土壤，这一片稻田怎么在辛苦和诗意中既成为我们的盘中餐，又成为读者的枕边书，这可能是摆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一个课题，否则仅仅成为书架上的书和种子库里的种子，那还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