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意 文/摄

“在那山，刻有观音像。”在婺城区东南部，“观音像”深入人心，婺城区雅畈镇罗芳桥村老楼也深信不疑。几次相约但被大自然的光怪陆离吓住了脚步，要么是下雨，要么是怕蛇虫横行，最终我们相约2026年元旦。

从罗芳桥出发，沿着溪流开车近三公里，我们来到一个拐弯处。“车停这里。”车还没停稳，老楼便下车，示意我驱车进了铺着碎石子的一个临时安全岛。岛边缘则有一路，最多仅容四双鞋并排，引着我们过溪、独石桥、田埂，约走了半公里，两山越收越紧，将天、田地劈走了一爿又一爿。一块20多米长的陡峭石坡像给收紧的山体划开了酱紫色的口，周围布满星毛冠盖藤、格药柃、青冈、黧蒴锥和刚竹，“观音像”刻在距路6米的坡上。

“尽量将身子贴近岩面，做回动物。”冒着滚落的风险，老楼让我躬身贴着岩面匍匐前行。

“山形冠、倒八字眉，眼如悬镜、口如血盆，法令线上挑。你看这边，还有一把钺。”我们手拉黧蒴锥、青冈，上下左右打量着。画像中人身穿圆领袍，左手握“镇圭”或做成“剑诀”状，右手似扶袍，看不见脚。在他的上方还有船帆形的刻符。

显然，他与观音的形象差十万八千里。他是谁，刻于何年代？让我们就此做一次考古拼图。

山形冠。头顶三山如锋，像甲骨文的山字，可追溯至良渚、商周吉三叉形器，目前普遍认为是集政治首长、军事统领和群巫之长于一身的统治者佩戴的皇冠；在汉画像砖中，此冠成为东王公、伏羲、牵牛、女娲、太一、日神、周成王的头饰。戴三山冠（山形冠的一种）的周成王出现在东汉“周公负成王”的画像砖中，体现道家成仙思想。因此，这些戴三山冠的人像均为神灵、星官或得道成仙者，山形冠代表神灵。

靴形钺。柄窄刃宽，处于头的右上方，是王的象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的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百越地区。

倒八字眉、铜铃眼、虎鼻、法令线和血盆大口。神威袭来，其中眼如甲骨文的“日”。

圆领袍。内衬交叠衣襟，外套圆领袍。此种服饰流行于朝廷，甚至为帝王所穿。此种服饰的来源有争议，通常认为在南北朝从西域流入，但从画像砖等考察，东汉前已存在。

巨人形象。包括轮廓在内，总体长500多厘米，主体长300多厘米，刻线宽5—10厘米，是磨出来的。

刻东边。画像朝东，在离此一公里外的大仑村旧址的东边。

“镇圭”或“剑诀”。长方形，为周“六瑞”之一，天子礼器。“剑诀”是道教七十二道手诀之一。

山形冠又称三山冠、三锋冠。在汉画像砖中，戴三形冠的人（神）物中，东王公与西王母在一起，太一往往与伏羲、女娲在一起，而牵牛与织女在一起，周成王则伴周公。因此，刻像最有可能是东王公。

东王公又称东皇公，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单祭东王公。《吴越春秋》云，兵败后，文种向越王勾践献九术。“夫九术者，汤、文得之以王。”其中，第一术就是在东郊立东皇公以祭阳，在西郊立西王母以祭阴。勾践接受文种献计，在东、西郊立东皇公、西王母以祭。这也证明岩画的东王公保留了立东郊的传统。

此书成于东汉道教兴起之初或更早。因此，在道教兴起之初或更早，越人已祭东王公。最新的考古发现，东王公与西王母对应的传说及其图像组合，在西汉宣帝（前74—前48）时期已成型。同时，假托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前161—前93）创作的《海内十洲记》云，“扶桑在东海之东岸……上有大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东王父即东王公，确定他的居所在越所居的东海。

安吉博物馆收藏的一枚东汉画像镜：在镜背面，其中一位人物戴三山冠，端坐在云卷云舒、飞仙围侍、车马侍候的地方，边刻“东王公”三字。这一方面说明在东汉的浙江，东王公是戴三山冠的，同时延续春秋越国的传统，单独而坐。而西王母出现在镜子围纽的另一边。

另外，陕西绥德发现的一块东汉画像砖上，戴三山冠的东王公危坐，身后一羽仙双手握钺，与刻像的相仿。《神异经》云：“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一丈等于333厘米，与刻像的长相仿，也从侧面证明此为东王公。

东王公在道教初期地位很高，代表着天地混沌之初的阳气，东汉画像砖之像穿帝王之像，这也与刻像手执“镇圭”相对应。假如为“剑诀”则证明它的道教人物的身份。

秦汉帝王服饰以“交领右衽”为主要特征。圆领袍顾名思义为无领之袍，隋唐到宋，不论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均喜穿此。元朝恢复“交领右衽”，到明此风又流行。

按理，穿圆领袍的东王公应在隋、唐、宋、明出现。但考察道教典籍，他的地位有所起伏，到明甚至处在帝弼的位子，像唐段成式干脆给东王公起了名字，叫倪君明，而刘伯温赋诗“仙人东王公，掌握天纪弼帝尊”，称之为辅佐帝尊的仙人。

因此，穿圆领袍且具帝王之气的东王公，当在隋、唐、宋、明外。在查阅东汉画像砖时，我们发现他也穿圆领袍。比如，在安徽定远发现的画像砖中，东王公面带微笑，依几而坐，所穿的正是长袖圆领袍。

单独祭祀东王公的年代分为两极：一是东汉前；二是南宋至元代，因南宋时期道教全真派将东王公尊为祖师，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他所留下的画像头戴冕旒、胸挂如意、手握镇圭，与岩画相去甚远。

因此，笔者认为“东王公”应刻于东汉前。它与婺城岩画构成一个追思怀远的文化空间，也为中国东王公文化考察提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