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可以说是近几年华语电影最大的黑马。影片以侨批文化为引，借一段下南洋的尘封往事，书写中国人刻入骨血的情义与牵挂。

看完电影，不妨再看看以下两本书，你将会对“阿嬷”及其背后历史有更多了解。

一纸《平安批》

潮汕青年郑木生远赴南洋谋生，留下妻子叶淑柔在老家撑起家庭，一封封连接着南洋和家乡的侨批是影片中最动人的部分——

“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

“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归期遥遥。”

这些文字凝练、深情、哀伤，让《给阿嬷的情书》在真诚质朴之余，有让人涵泳无穷的诗意。

不只《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人注意到侨批，五年前，作家陈继明写了26万字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平安批》。

批，是闽南语，即“信”的意思。平安批，即平安信。《平安批》是国内首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书写独特的侨批文化。小说融入了百年的世事变迁，串联起一段潮汕侨商“下南洋”的奋斗史，写出了一方人的精神世界，更写出了一颗颗重情守义、爱国爱乡的“中国心”。小说于2021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2022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小说中，郑梦梅肩负重振家业的使命，只身闯荡南洋。在异国他乡，“平安批”意外地成为了他一生的事业。他与“侨批”结缘，进而经营批局，抗战时期九死一生打开陆上邮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记录了侨批的历史……

作者阅读了大量文史资料和风俗研究书籍，探寻侨批文化背后隐藏的社会生活信息，也走访过多位当事人或当事人子女，从他们口中收集到较多华侨海外生活细节。

作者认为，《给阿嬷的情书》和《平安批》“同源而异流，流淌的是同一脉气血”。两个故事都关乎潮汕大地上根本性的一些东西，除了宏观意义上的爱国爱乡，重情守义，还有许多或许已经式微的东西，比如君子之风，比如古典韵致，比如女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比如潮汕人骨子里的坚韧和忧伤，比如唐诗宋词的民间遗风……

为“阿嬷”而写的书

《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惠芬意外出圈。小红书上，有网友称她为“最关心‘阿嬷’的历史学者”。观众顺着电影找到她的中文著作《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这才发现：在华侨出海史背后，原来还有这样一群长期被忽略的女性。她们在闽南被称作“番客婶”——男人“过番”下南洋谋生，妻子则留在故乡侍奉公婆、抚养子女、操持家业，在漫长分离中度过一生。20多年来，沈惠芬一直关注、研究这些女性。在她看来，电影最珍贵的地方，是让那些“在华人跨国迁移史上长期被遮蔽的留守女性”重新进入公共视野。

长久以来，我们的目光始终聚焦于“下南洋”的男性群体：他们漂洋过海、谋生打拼、捐资报国、衣锦还乡，是历史舞台上理所当然的主角。而那些留守故土的妻子、母亲、女儿，却沦为历史的“隐形人”。她们的姓名、苦难与坚守，被岁月层层掩埋，极少被人提及。沈惠芬的这本书，做了一件温柔却极具力量的事：将镜头从海外打拼的男人身上，转回在故土守望的女人身上，为千万“番客婶”，撰写一部迟到的生命史。

沈惠芬表示，电影里的叶淑柔，并非虚构。在真实历史中，成千上万的番客婶都曾这样生活。不过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亦对现实进行了美化。“像叶淑柔这样，在丈夫去世后还能持续收到侨汇和物资，其实是非常幸运的。”沈惠芬说，“现实里，许多女性后来彻底与丈夫失去联系。”

在沈惠芬看来，大众对番客婶最大的误解，是常常把她们视作“被动接受海外侨汇、依赖侨汇生活的依附者”。事实上，她们远比想象中更坚韧，也更有力量。她们不仅维持家族运转，还承担着跨国家庭的日常管理，甚至在海外的丈夫发生意外或去世之后照顾整个家庭。

有些女性甚至比一些男性更早适应现代社会。通过档案、报刊、文史资料和田野调查等，沈惠芬逐渐拼凑出太平洋战争时期侨眷的真实生活图景：战争爆发后，侨汇一度中断，许多侨眷不得不走出家门谋生，有人为商人挑担，有人在海边晒盐、挑盐、捕鱼，有人垦荒耕种，有人做手工、从事副业，也有人摆摊卖“估/故衣”。1942年的《福建新闻》曾报道，在经济萧条、商铺纷纷倒闭的背景下，由侨眷参与的“估衣”市场从原本零散的生计方式逐渐形成规模。此外，还有一些女性投身革命、参与地下工作，利用侨汇资源支持抗战。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