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清朝同治十年（1871），江苏如皋县出了一件奇事。原本是为地方培养人才、给读书人学习备考提供方便的学宫，囚禁了一个名叫张育才的小秀才，还开出500两白银的价码，让他家拿钱赎人。与此同时，张育才的父亲张铨状告其忤逆不孝，要求如皋官方出面，向通州府（今南通）要求革除他的功名学籍。更为吊诡的是，状告儿子的这位“父亲大人”，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蹲了三个多月小黑屋，张育才在学宫领导收到100多两赎金之后恢复了自由。当年十月，张育才主动告发了自己，诉求之一也是革除功名，另一条则是希望能把学籍从如皋改成海门（今南通市海门区）。

原来，这个小秀才不是如皋人，海门才是他真正的户口所在地；他也不叫张育才，真名叫作张謇。而那个真正的张育才，压根儿就没存在过。

张謇所在的海门张家，上溯几代都没有出过读书人，按清朝的科举制度属于“冷籍”，好不容易出了个读书种子，自然格外重视。按当时的规定，冷籍子弟需要有科举成绩优秀、获得廪生资格的秀才担保，才能报名参加考试。事关跨越阶层的前途，廪生们往往会借机索要高额保费，而且即便之后考中功名，也会受到同学、同僚的打压。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张謇的老师脑袋一拍，到符合普通报考条件的如皋张家找了一个刚死了侄子的老头，让张謇以他儿子的名义参加考试。张謇也的确很争气，改名的当年（1868）接连通过县、州、院试，15岁就考上了秀才。

不幸的是，张謇的这个便宜祖父不是善类，拿捏住“冒籍”的把柄，对张家百般勒索，甚至搞出了贿赂学宫主事、以死鬼张铨之名告状的闹剧。张謇的家境原本还算小康，从改名到被赎买“出狱”不过三年，就欠下了1000多两银子的外债。跑去自首，也是他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至于会不会因此没了前途，甚至受到严厉处罚，想必也是顾不得了。

自有科举制度始，籍贯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如从唐朝时起就有严格规定，考生一般情况下必须在原籍报考，报名时除了姓名、籍贯、年龄，还要填写三代履历。然而，区域间总有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的不平衡，人口密度和考生人数也不一样，反映在科举考试上，就是各地考生的苦乐不均。宋朝欧阳修曾经做过这样的对比：“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两相比较，不同地区的录取率差距能高达10倍。再加上因为阶层的三六九等带来的报考资格的限制，各种跨地区、跨出身的冒籍现象自然滋生。

唐朝大诗人王维是蒲州人，因为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被推荐参加了京兆府的解试，并顺利拿下开元九年（721）的状元。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户籍地是渭南下邽，却在宣歙观察使崔衍的允许下加入宣州籍参加考试，并顺利考中进士。

为了打击冒籍行为，历朝都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如清朝《钦定科场条例》规定：“士子考试俱由原籍送考，其有假冒籍贯者，该生及廪保一并黜革。因而中式者，革去举人，照例治罪。仍将原送教官、收考官、出结官、学臣、地方官、教官一并议处。”但清朝除了老百姓的普通户籍，还有因职业、民族而异的商籍、卫籍、旗籍，在考试时也有不同待遇，总会有做文章的口子。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刀切的原籍考试，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社会矛盾？朝廷自有办法。宋朝时就有规定，久离原籍，先辈户口迁移达到一定年限，又有不动产，有合适的人担保，就可以在居住地报名考试。清朝的规定也差不多，“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应试”。这种变通的人性化制度，就是“寄籍”。

张士箱是福建晋江鉴湖（今陈埭湖中）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冒籍被革除功名后搬到台湾定居，一边继续攻读一边广置田产，花了30年时间，完成了从童生到岁贡生的跃迁，并在乾隆二年（1737）出任福建漳州府学训导，挽救了自己的学业和名誉。

和张士箱搬家置地大费周折相比，张謇还算是幸运的。在当时的通州行政长官和书院师长等人的帮助下，他在同治十二年（1873）改籍归宗，折腾了五年的冒籍风波终于尘埃落定。之后，张謇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在光绪二十年（1894）41岁那年高中状元，之后又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投资办厂办学，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