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1981年，我考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那时，国家急需培养各方面人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成为那个时代响亮的口号，社会上到处都是进取的崭新气象和姿态。我们专科部因陋就简地建在金华郊区高村的一片黄土高坡上，教室和宿舍等都是原金华二中的，为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苏式建筑，虽略显陈旧，却也朴实无华。大小不一的松树分布在校园的各个地方，尤以与本科部相邻的石子甬道两边的最为高大茂盛，夏天浓荫蔽日，房屋掩映在层层绿色之中。

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浙江师范学院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

师大的先生中，王嘉良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与从事中长篇小说创作的胡尹强老师共同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那时，我年纪小，底子薄，对所学知识一知半解，很少与任课老师接触交流。大学不像中学、小学，老师们差不多上完课就走，我们对老师的印象大多来自课堂教学。王嘉良课上得好，烟抽得也凶。现代文学是两个班合在一起上的大课，阶梯教室就建在一座山坡上，窗户很大，旁边是图书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因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成为重点，简称“鲁郭茅”“巴老曹”；周作人、叶圣陶、郁达夫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员，解放区作家、诗人赵树理、丁玲、艾青、田间、孙犁等分量不轻；沈从文会被提到，但张爱玲、曹聚仁和台静农等作家当年受时风影响很少被介绍。正当盛年的王嘉良讲起课来如数家珍，非常投入。

三年的大学生活是伴随着老师的殷殷教诲和期盼结束的。我在衢州一中实习后毕业分配回浦江，大家各奔东西，我之后离开教学岗位，辗转多个工作部门，除了有限的几次同学聚会，见到王嘉良和其他一些老师的机会并不多。听说王嘉良手头科研项目多，就没敢去打扰他。40多年了，心中的那份惦念却一直没有放下过，偶尔也会想起萦绕在他头上的那缕烟雾。王嘉良长期深耕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茅盾。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头十年，开始转向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文化及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著述颇丰，并获得多项殊荣，得到业界的普遍公认和尊重。

真正续上与王嘉良的师生情，缘于9年前我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的第一本散文集《龙溪巷》。蒙老师抬爱，在《浙江作家》杂志上以《于历史沧桑中显文化之厚重》为题，披沙拣金，对我那些很不成熟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字里行间，毫不吝惜对一个学生的褒奖，热情予以鼓励，我把它当作一种鞭策。正是受王嘉良的影响启发，我萌生了对现代作家作品的喜爱，我把简单、真诚、克制的文字阅读视为另一种生活。

今年8月初的一天，我背起背包准备出门，手机铃声响起，原来是王嘉良打来的电话，这才得知他新近由师母陪伴旅居浦江。我毫不犹豫放下行装，转身下楼，先过去见面问候。下午办完事之后，我再次赶过去与他交谈。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嘉良须发皆白，但是两眼有神，思想活跃，尤其是在他钟爱的专业研究领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浓厚兴趣。只是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包括人名、地名和一些想表达的观点、意见，难免语塞卡壳，眸子里流露出些许不易觉察的茫然和孩子式的歉意，有时还会因焦急而憋红脸，让我顿时产生一种莫名的心痛感，赶快岔开话题掩饰过去，以免他尴尬——或许谁也抗拒不了身体衰老的客观规律。见老师穿的深蓝色T恤上印着一段英文，我受好奇心驱使，后来拍了合影传给孩子翻译出来：这件衣服款式超棒，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很时髦。我心里是多么希望他有一个好的身体和心态，一如这款式超级棒的T恤衫。

以前只知道王嘉良是上虞人，这次才知道他出生在崧厦雀嘴里的一个小渔村。该地早年为一突出于杭州湾海中的陆地，形状酷似“鹊嘴”，后因口语流传与书写演变，逐渐定型为“雀嘴”，也称“雀咀村”，印证了其与“鸟喙”形态的关联，当地民谣、围涂记忆等文化遗存均佐证了其滨海地理特征。出雀嘴里村不到百米，就是大海，潮水每天涨落。涨潮时海水一波波涌过来，不断轰鸣着，节奏感很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打鱼为生的朴实渔民，他是看着大海长大的。陪王嘉良上仙华山的路上，他戏称，正是那段刻在骨子里的少年生活，使他拥有了大海的胸襟和气魄，催生了后来的学术梦想。王嘉良天资聪颖，自幼热爱读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之后顺利考上当时设在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立志要当一名作家。大二大三时，他就在《浙江日报》文艺副刊《钱塘江》和《羊城晚报》文艺副刊《花地》上发表多篇文艺短论、杂文，一如帆船出海，轰动全校，后来顺利留校任教。上世纪60年代中期，浙江师范学院迁址金华。由于造化弄人，他的文字能力被人赏识，一度调离高校，去写一些同学术毫不相关的文章，改革开放后才复归大学教职。

与王老师的近距离接触，实际上给了我一个当面求教的机会。满头白发的老师，虽不像以前那样思维敏捷，却也判断准确，保持了一个学人的睿智和通透。在浦江上山遗址保护展示馆，他从繁杂的介绍中一下捕捉到了其中的关键信息：以农业文明为内核的万年上山，重新定义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这之前的人类历史忽明忽暗，这之后的人类历史一步一个脚印，而上山就是那个最早的脚印。从他念念有词的表情和聚焦洞察的目光中，我读到了他对上山文化的浓厚兴趣，看来带他到这里参观是对的。

在浦江美术馆，我领他观看了张书旂的画作，或许因为陌生，或许因为并非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他的兴致明显没有在上山文化遗址参观时高，只插话问“白社”画家与曾学过西画的诗人艾青是否有联系。改天，在郑宅“江南第一家”，白麟溪边杨柳依依，我与王嘉良边走边聊，他问了郑氏家族168条家规的情况，我则向他介绍了浦江儒学代代相传的文化现象——从宋末方凤，到元代吴莱、柳贯，再到明初宋濂、戴良等，浦江大地诗文璀璨，成为当地一道独特景观。他说，浦江传统文化也是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嘱咐我务必深化提炼，厚植它的人文底蕴。

王嘉良五十年的学术成果，全部凝结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400万字的《王嘉良学术文集》。我手捧这套由他儿子王铁先生赠送的精装本学术文集，感觉沉甸甸的，那是老师一生的心血和付出。立德、立功、立言，被认为是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核心标准。而要立言，就得兼顾著书立说之形式与思想立论之精髓，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既“言得其要”，又“理足可传”。作为学人，王嘉良老师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