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在南京秦淮河景区，江南贡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点。从南宋起，这里就是科举考试的考场；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在这里设置乡试、会试的考点，是一代读书人登龙门走仕途的圣地；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是江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贡院在“考试中心”领域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晚清光绪年间，江南贡院更是达到可容纳两万余名考生的规模，是科举时代最大的考场，也是最后的辉煌。

对古代的考生来说，寒窗苦读固然辛苦，参加考试更是折磨。以江南贡院这种业界标杆为例，广阔的考场里，建有坐北朝南的若干排“号舍”，每间号舍高六尺、深四尺、宽三尺，考试期间的吃饭、睡觉、答题，全在这个一平方米多一点的小屋子里。科举乡试三场，持续时间达九天七夜，其间能被允许走出号舍的情况，除了突发疾病，就只有上厕所了。

在明、清两朝科举考试中，上厕所这事儿有着满满的仪式感。首先，要申领一块准许在考场和厕所之间通行的牌子，上书“出恭入敬”四字；其次，要把这块通行证端端正正捧在胸前以示“恭敬”，然后迈着轻捷的步伐，仪表庄严地去卫生间，解决问题之后再以同样的姿态迅速返回，归还牌子，继续参加考试。以江南贡院的考场规模，能按这标准走完整个流程的，不管考试成绩如何，都堪称狠人。

五谷轮回是人生大事，如何处理好新陈代谢的废弃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考古学家曾经在西安半坡氏族部落遗址中发现中国现存最早的厕所，5000年前的古人挖的一个土坑，现在成了远古文明的标志物之一。古籍《仪礼》记载了先秦的礼仪制度，其中有“隶人涅厕”的句子，就是古人使用坑式厕的记录。再往后，厕上建屋，既能遮蔽风雨，又可保护隐私，人类文明又前进了一步。现存的汉代文物中有多件陶制的厕所模型，足见对古人来说，上厕所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坑式厕的制作和使用都很方便，但安全系数很成问题。公元前581年的晋国，曾经发生过一场轰动朝野的厕所大案，当时的国君晋景公姬孺，“将食，涨，如厕，陷而卒”（《左传》）。晋景公是春秋霸主晋文公的孙子，执掌国政十九年，曾经打败过楚、齐等强国，颇有政绩，却因为闹肚子掉进粪坑而载入史册，也实在够糟心的。

在《史记·刺客列传》里，太史公司马迁记录过另一件与厕所有关的著名案件，也是发生在晋国。晋国大夫赵襄子与韩、魏两家合谋，消灭了势力最大的智氏，智氏家臣豫让为了给主人报仇，改名换姓混进赵家维修厕所的奴隶队伍里，伺机行刺。大约因为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赵襄子方便的时候也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性，以至豫让的谋杀行动还没展开就失败了。不过，因为豫让的忠义，赵襄子并没有难为他。至于之后他“再刺再败”最终郁郁自尽，那是卫生间之外的故事了。

现在的人们往往会把卫生间作为场所形象的一个衡量标准，古人也是一样。比如西晋著名富豪石崇家的厕所，“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华丽得一塌糊涂。有个叫刘实的人去他家做客，被这隆重的场面吓了一跳，跑出来向主人道歉：“我刚才误入你的卧室了。”经过石崇解释，他才相信那真的是个厕所。然而再入其中，刘实还是尴尬到便秘，“良久不得”，只好出来对石崇说：“贫士不得如此厕。”意思是，我是穷人，用不来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最终，他另外找了个简朴的卫生间，才算解决问题。（裴启《语林》）

中国民间的信仰体系十分繁杂，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相对应的神灵，灶有灶神，门有门神，厕所当然也有厕神。《显异录》中记载：“紫姑，莱阳人，姓何名媚，字丽卿。寿阳李景纳为妾，其妻妒之，正月十五阴杀于厕中。天帝悯之，命为厕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厕间迎祀，以占众事。俗呼为‘三姑’。”在民间传说中，这位紫姑神除了管理厕所，还能够预测蚕桑的收成，而祭祀她的时间地点，就在正月十五的厕所附近。

有意思的是，和普通百姓相比，士大夫阶层眼中的紫姑神还有其他的超能力。北宋著名的神秘主义爱好者、文坛领袖苏轼曾写过一篇《子姑神记》，记录了在一次请紫姑神“下降”的活动中，这位女仙“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与苏轼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有“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的说法。如此看来，在这位文化型卫生间之神的地盘上解决问题，还真是“恭敬”一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