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梦熊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是晚清的一个传奇。

清同治七年（1868），他受雇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译员长达28年。傅兰雅单独翻译或者与人合译的书籍多达129部，以科技、医学著作为主，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光绪十一年（1885），由傅兰雅口述、应祖锡翻译的《佐治刍言》，一经江南制造局出版发行，对近代中国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被称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

应祖锡，字璧如，号韩卿，永康芝英人。应祖锡少时就读于丽正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浙江拔贡第一名。按其《硃卷》所记，应祖锡肄业上海广方言馆。可知，成为贡生之前，他已经在广方言馆中学习外语，精研洋务。

广方言馆于同治二年（1863）始创。同治八年（1869），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上一年5月20日，傅兰雅已经正式到翻译馆任职。广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的文童，并且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中学基础。应祖锡生于咸丰七年（1857），以14岁为限，他至少在同治十年（1871）已经进入广方言馆学习。李鸿章培养洋务人才，旨在中西并重，广方言馆的学生依然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在三至五年修业期满后，大致有四条出路：一是选送京师同文馆，二是任职于江南制造局，三是出洋留学，四是就职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若是以五年限，应祖锡修业期满到成为贡生，在这近十年里，恐怕他一直处于漫长的等待之中。他在翻译馆谋得翻译一职，或从与傅兰雅合译《佐治刍言》始。

《佐治刍言》的英文版为爱丁堡钱伯斯兄弟编撰的《钱伯斯教育丛书》中的一册，真正的作者为英国经济学家约翰·伯顿。傅兰雅在与应祖锡合译的过程中，对原著多有删减、发挥，其目的在于“尽量让中国的士大夫们在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盛的原因的同时，也能接受一定的先进思想和对当时国家的制度危机有所思考”。康有为的《大同书》或多或少受此书影响，也更坚定了他的中国式信念，其大同之意，显出务实之性，“既在历史中蓄养心志，又不忘民生民意”。梁启超对《佐治刍言》更有一番中肯的论断，以为该书“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言”。章太炎读《佐治刍言》则是“魂精泄横，慹然似非人”，后作《变法箴言》为呼应。仅以此三人在晚清至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该书之流远，可想而知。

应祖锡受此熏陶，自然意气风发，《赋得诗成珠玉在挥毫》中道，“圆润尘都净，淋漓笔有声……语斗连篇艳，功归百炼精”。应祖锡于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是年，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这是他治学的转折点。光绪十七年（1891）仲秋，应祖锡与傅兰雅再次合译美国矿师亚伦的《银矿指南》，序中谓此书“开矿之南针，炼银之秘钥”，要是能够掌握采炼之法，国家将收无穷之利。光绪十九年（1893），经杨儒奏调，应祖锡出任大清驻西班牙使馆二等参赞。归国后，应祖锡先后出任江苏通州知州、邳州知州。民国肇始，他又改任句容县知事。致仕回乡，应祖锡创办毓秀女校，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女子教育的发展。他编著的《洋务经济通考》同样令人大开眼界，其一生可谓在新旧交替之间“激起了美丽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