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艳

某一天，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坐在肯辛顿公园的长椅上，看着几个孩子玩耍。他们的游戏颇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角色扮演”，有仙女也有海盗。这几个孩子，正是好友戴维斯家的孩子。巴里看得入迷，甚至加入他们的游戏，并且由此演绎出一部扬名世界的儿童剧《彼得·潘，或不肯长大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现今非常熟悉的极具奇幻色彩的儿童小说《彼得·潘》。

这一公园玩耍的情景是《彼得·潘》得以成型的契机，也是巴里与几个孩子友谊的开始，“彼得”正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2004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的电影《寻找梦幻岛》就曾演绎过这一情节。巴里自己在为《彼得·潘》剧本出版前撰写的序言《献给五宝》中，更为详细和深情地回忆了他与孩子们的情谊和彼得·潘诞生的机缘。

儿童剧《彼得·潘》在1904年圣诞节期间于伦敦乐刻侯爵剧院首演，一上演就大受欢迎，此后风靡欧美，是每年圣诞节的必演剧本。巴里往往会应家长们的需求对剧本做一些合理改动，可说是一出真正“活”的剧。它的剧本《彼得·潘，或不肯长大的孩子》一直到该剧上演了25年后才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彼得·潘这个不愿长大的孩子究竟有什么魅力？首先自然是他的永不会长大。这种“永不长大”的愿望，是父母在对待自己天真可爱的孩子时明知无法实现却仍有的希冀。就像书中故事开篇就写到的达林夫人看到两岁的小温蒂摘了朵花跑到自己面前，不由得叹息：“啊，你为什么不能永远这样呢！”这一刻，作为母亲的达林夫人多想永远留住自己的孩子憨然纯洁的模样，可是她知道不能。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自己同样有“永不长大”的“妄想”。人类对于不老不死的欲求可谓渊源深厚，人类学家为我们解读人类先祖的古老崇拜都是此种欲望的显现。例如我们即将到来的蛇年之“蛇”，在许多古老文化中都因其“冬眠”特性而具有回环往复的永生象征，受到先民们的崇拜。所以，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诱惑。

除去“永生”，彼得·潘自有他独特的魅力，那就是孩子的天性。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同样塑造了一个不愿长大的男孩形象，然而这个不愿长大的男孩奥斯卡身体停留在3岁，灵魂却并非如一般孩童那般天真烂漫，他在一个“肮脏”的世界里游走，有自己“成熟”的观感和表达。自然，因为作者创作旨趣不同，并不能在比较中得出孰优孰劣。奥斯卡在文学世界里有自己的“任务”，彼得·潘也有自己的“使命”。已故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将彼得·潘归入“顽童”一列，是一种纯粹的“游戏精神”，是对童年的留恋，也是“童年的独立宣言”。他还将《彼得·潘》评价为一部水平很高的“意象小说”，“其中铺满了扑朔迷离、似真似幻的意象”。这实在是高见。彼得·潘生活和游戏的“永无岛”本身就是一种意象，直指孩子的内心，这是成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

先民将永生寄予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传承中，现代人在觉醒了的“自我”中沉湎于个体的不老不死。可是时间易逝，不老只是一种幻梦，这更显得《彼得·潘》可贵，它以其时间永恒与易逝之间无法调和与释怀的隽永感，令人永久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