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大唐贞观十四年（640）十月，一个名叫禄东赞的人穿过青藏高原的广阔腹地，跋山涉水来到长安，代表吐蕃国朝见唐太宗李世民。此时的吐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作为吐蕃国的大相（相当于宰相），禄东赞此次出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代他的主人向大唐求婚。这是松赞干布第三次提交做大唐女婿的申请书，为此不仅派出了最高级别的使者，还准备了五千两黄金、数百件珍宝的聘礼。或许是被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执着打动，李世民亲切接见了禄东赞，并欣然同意了结亲的请求，之后便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话。这次中原与高原的友好会面，被画家阎立本描绘成一轴画卷，就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

这幅《步辇图》上，被少数民族政权奉为“天可汗”的李世民无疑是绝对焦点。不过，在经历古装剧多年洗礼的人民群众看来，这位大男主固然面目俊朗、威仪十足，身下那个代步工具却实在有些简陋。所谓“步辇”，只是区区一块平板，两侧有短短的抬杠，由宫女一前一后抬着走，不要说和古装剧中的豪华版龙车凤辇没法比，连芝麻小官的轿子都不如，哪有一点万国来朝天下共主的气派？如果有机会面对这种质疑，李世民大概也会觉得挺委屈，因为他家的轿子就长这样啊。

先有车而后有轿，已是学界的定论。车行方便快捷，若遇山路崎岖，就力有不逮，于是古人去车轮、留车厢、加抬杠，由人力手抬肩扛翻山越岭。故而《明史·舆服志》中解释说：“轿者，肩行之车。”相传大禹为治理洪水踏遍山河，就长年“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 ”（《史记·夏本纪》）， 这个“欙”就是行走山路时用的原生态轿子。古代的车又有舆、辇等名称，作为车的衍生物，轿子也相应有了“肩舆”“平肩舆”等名称；李世民接见禄东赞时乘坐的步辇，也就是精简厢体而来。

步辇的形态虽然简单，在唐朝可是只有皇帝、嫔妃才有资格乘坐的。五代的王仁裕曾经记录过一件唐玄宗的轶事：“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论时务，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泞盈尺，上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开元天宝遗事》）李隆基想找宰相姚崇谈工作，因为下雨路上泥泞，就派侍从用步辇把他抬进宫里来。一直到北宋，即使是司马光这样的高官，也得有皇帝特许才能偶尔坐一回。

轿子的普及还得归功于宋高宗赵构，因为是他建立南宋后废除了相关禁令，这个皇室专属的物件才逐渐下沉，达官显贵、愿意花钱又花得起钱的百姓、出嫁的新娘子，从此有了坐轿子的机会。

当然，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轿子也免不了被打上三六九等各种标签。比如明朝弘治七年（1494），朝廷曾专门颁布过乘轿管理办法，“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明史》）资格不够却坐了轿子，够资格坐轿子却超标多用轿夫的，都要受到处罚。到了清朝，官员们不但有“红顶子”，还有“轿顶子”——“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三品以上京官坐银顶四人轿，出京办差时可以坐八人轿，四品以下坐锡顶二人轿；地方封疆大吏坐八人轿，普通中级官员坐四人轿。民间所谓的“八抬大轿”就是由此而来。至于普通百姓家的轿子，则不管有钱没钱，一概“黑油，齐头，平顶，皂幔”（《清史稿》），主打一个素颜。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目标。当年秋，太平军攻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在此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史称“永安建制”。“无官不坐轿”从此成为太平天国管理体系的一大魔性特征。以天王洪秀全为例，其宫中有名曰“典天舆”的职能部门，专门负责抬轿子。这个部门有正、副两名给事官，“为天王轿夫头目，职同检点；典天舆（轿夫）一千人，职同指挥”。（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除了将军级轿夫，“宫内典官”序列里还有典天马、典天乐、典天锣、典天袍、典天厨、典天水、典天鱼、典天柴等名目，都享受高级干部待遇。有道是“上行下效”，杨秀清等各位千岁，乃至高级官员府中，也都设有类似编制。到太平天国后期，有“王”字头衔者多达2700多个，这么算算，这些体制内轿夫就得数以十万计了。

“花花轿子人抬人”，是武侠小说《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处世之道，他也因此四方通吃左右逢源。洪秀全们在尚未太平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坐进轿子，抛弃了“平等”初心的他们，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抵达梦想中的那个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