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梦熊

英美小说在亨利·詹姆斯身上可以看到一条从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河流，他对西方小说的影响无与伦比，当然，他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也毋庸置疑。

最早把亨利·詹姆斯带到中文世界的是陈西滢。1923年6月，他在《太平洋杂志》第3卷第10期上率先发表译作《四次会面》，这是亨利·詹姆斯早期的短篇名作，讲述葛罗绫·司宾塞前往欧洲旅行所遭遇的种种事情。4年以后，傅东华和于熙俭合译的《美国短篇小说集》中，傅东华重译这一短篇名作，谓之《四次的会遇》，傅东华以为“亨利·詹姆斯因旅居在欧洲及英国受了不少刺激，所以一般作品都表现着对于一种有教养及有洗练趣味的世界的渴求，往往把文化空气稀薄的美国社会和富有传统美的欧洲文明作种种对照，而所用的方法则是性格分析，从此开拓了心理小说的一条大路”，亨利·詹姆斯成了开创心理小说的巨擘。

作家黄仲苏（原名黄玄，笔名更生、醒郎等，安徽舒城人，著有小说集《惆怅》等）在《小说之艺术》中提到，亨利·詹姆斯“告诫少年作家者则为‘诚恳’。唯‘诚恳为作者无上之权利，愿尽量享受之，占有之，扩大之，宣传之，而欣赏之。全人生皆属于汝，凡有以艺术仅寄托于某某局部为言而相囿者切勿听之……对于人生之任何印象，及观察人生与感觉人生之任何态度皆可使小说家得有相当的位置”。亨利·詹姆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其实也已经超出了作为小说的阈限。1940年，穆旦在关于艾青诗集的评论中就明确指出，艾青在心理刻画上，能够让人们联想到亨利·詹姆斯在小说中所使用的手法，“从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出了更贴近真实的、主人公的浮雕来。很明显，这种手法是比一切别的心理描写法都更忠实于生活的”。

亨利·詹姆士的晚期名作《专使》，翻译家萧乾在《詹姆士的四杰作》中曾写道，“詹姆士正式脱离现实正面手法，是从大使起。那是左拉逝世的一年，詹姆士不但与自然主义向来无缘，连几百年来欧洲小说的传统他也背叛了。他丢开凭情节场面制造的戏剧性，把小说由‘里’向外写来”。萧乾以为亨利·詹姆斯和乔伊斯、伍尔夫在追求“心理小说可贵的尝试性、技巧的先锋性和对小说艺术的探索，这些都让小说具有形式和音律的美”，但这种美牺牲了“小说中的人生丰富知识，一个个人物都仰了惨白的脸，对月自语”，当然这是萧乾的局限，亨利·詹姆斯繁复绵密的小说形式背后，展现了我们置身的现代所形成的一个精神黑洞。

义乌翻译家王理行翻译《专使》始于1994年秋天，前后断断续续24年，才将亨利·詹姆斯此一名作带到中文世界。《专使》讲述的是斯特雷特前往巴黎奉劝查德回美国继承家业最终自己反而流连巴黎的一个故事。王理行以为《专使》是亨利·詹姆斯后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亨利·詹姆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其中贯穿着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动，其明显的语言特征是接连不断的长句，一个句子中为了传达作者想表达的各种信息会不断地塞入各种成分，句子结构常常错综复杂，太多的句子看上去似乎每个单词都认识，但就是不易吃准具体含义。其实，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导致人的自由也随之高涨，“斯特雷特从巴黎的生活中重新感受到自己的灵魂，更唤起他对自由的追求，他对绝对尊严和人性的渴望，正是詹姆斯提醒现代迷惘的人类应注意的关键”。

王理行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先后任《译林》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译林》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现为译林出版社编审。除了《专使》，王理行还译有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以及杰弗里阿彻的《政坛三雄》。王理行对美国文学具有广泛的兴趣，其中，他对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很是推崇，他以为欧茨的小说具有“罕见的深度”，小说中的某些画面甚至能够与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重合，“欧茨叙写个人体验的同时，还写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而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状况，这就是一个杰出作家的伟大之所在”，亨利·詹姆斯的“伟大之所在”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