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说起“取经”，中国人多半会想到《西游记》。尤其是80后、90后，属于“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小跑仨徒弟……”的歌儿陪伴长大的一代人。一部煌煌巨著，把唐代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经的经历演绎成一路打怪升级的成长故事，不能不佩服以吴承恩为代表的民间写手的丰富想象力。不过，就像书中沙僧所说的那样，唐僧并非初代取经人，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个不远万里奔赴西天的人了。

史籍里记载的第一次取经比玄奘要早500多年，取经队伍也远比《西游记》里师徒四人来得庞大，共有13人。当时正值东汉的第二位皇帝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某天夜里，汉明帝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见一位身材高大、浑身金光闪闪的异人，轻盈地从远处高空飞来，直落御殿之前。少顷，又倏忽飞去。

第二天一早，他召集群臣，就这个奇梦展开研讨。史官傅毅一向博学多闻，上前答道：“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根据傅毅对佛的描述，汉明帝一一对照，俨然就是梦中神人的模样，不禁大为惊讶，对遥远西方的这位神灵莫名产生了兴趣。于是乎，他派遣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等人前往天竺求取佛法。因为当时的年号，这次取经行动被后人称为“永平求法”。

蔡愔一行于永平八年（65）出发西行，却并没能像唐僧那样到达预想中的目的地天竺。因为他们走到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时，恰好遇到了来自天竺的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就盛情邀请他们到中原传法。永平十年，初代取经人凯旋，同行的除了两位天竺高僧，还有白马驮着的一批梵文经卷和佛像。汉明帝亲切接见了两位高僧，并“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命名为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两位高僧在白马寺中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也被认为是第一部汉译佛经。

虽然派人专程取经求法，但汉明帝对这种外来宗教还是心怀排斥，特别是佛教徒不事生产、不婚不育，明显与国家税收和人口增殖的大方向相悖。所以在建寺译经的同时，他还颁布了一个《禁佛令》，明确规定不准在都城之外的地方建寺传教，也不允许汉人出家。一直到三国时期，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一个名叫朱士行的佛教徒公开登坛受戒，成为第一位汉族僧人。这一年是魏嘉平二年（250），距离蔡愔、秦景永平求法已将近200年了。

说到朱士行，《西游记》的读者一定会倍感亲切，因为他的法名叫“八戒”。有人认为，吴承恩之所以设计了猪八戒这个角色，就是要向他致敬。不过，作为“汉僧第一人”，朱士行对佛法的虔诚明显要比二师兄高出许多。

据史籍记载，朱士行出家之后，在洛阳潜心钻研、传播佛法，时间既久，他发现当时的佛经汉译本义理未通，甚至有许多删减，于是有了去西方学习的念头。公元260年，他穿越沙漠西行求法，成为第一个去天竺取经的汉僧。走到于阗国时，朱士行得到了梵文的全本《大品经》，如获至宝，就在那里定居，抄写、翻译了60多万字的《大品般若经》。因为于阗国信奉小乘佛教，视《大品经》为异端，朱士行冲破重重阻挠，派弟子把抄写的经本送回中原，自己仍留在于阗传法，直至圆寂。

在朱士行之后，东晋高僧法显、北燕高僧昙无竭都曾去西天取经，其中法显还是第一位成功到达天竺的取经人。这两位高僧跋涉万里、九死一生带回来的不仅有佛教经卷，还有自己的旅行经历《佛国记》和《历国传记》。唐玄奘正是因为被法显的事迹感动，才下定决心也要去西天取经。而且，取经归来后，在传法、译经之余，玄奘还口述西游见闻，由弟子辩机记录而成《大唐西域记》，不知是不是为了继承两位前辈取经人的传统。

经过历代热心群众的传播和演绎，《大唐西域记》中的种种奇闻逐渐演变成为古典名著《西游记》，影响了无数国人。同样是因为这本书中的记载，1861年，考古学家在印度“按文索骥”，发现了玄奘在古天竺留学时的“母校”、因为战争而湮灭数百年之久的那烂陀寺。取经人书写的现实故事，远比打怪升级更加玄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