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金

我小时候，冬天似乎比现在要冷。也许是穿着不够暖和的缘故，一旦冬闲开始，人们的身子顿时就变矮了，畏畏缩缩地靠着土墙根脚，或坐或站地晒着太阳，手拢在破袖管里，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儿。

学堂放假，小孩子也闲了下来，手里提着平时不敢带进学校教室的小火炉，大胆地在里面撒了豆子、玉米粒煨着。求的不是饱腹，而是一种味道，一种乐趣。那时候，吃饱是一种奢望，只有在冬季水利建设工地才是例外。那里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高音喇叭播放着欢快激昂的乐曲，洋溢着大干建设的浓郁氛围。最吸引人之处自然是饭管饱。记得平时老是挨饿的堂哥，在杨溪水库工地创下一餐吃掉两斤米饭的记录，一时成为乡亲们的笑谈。

小孩子们最盼望的便是过年。平时吃不上、用不起，甚至难得一见的东西，这时候都可以有。自然，过年也有一些烦心事、累人活，比如拜年。

拜年，最可怕的是交通问题。那时候通班车的地方很少，客车的班次也少。大多数地方要靠两条腿。小孩子是没有长力的，十几里、几十里的路，走走停停，时而要大人背上一程。饥肠辘辘地到了亲戚家，有时却会吃上个闭门羹——他们也到别的亲戚家拜年啦。因为没有即时通讯方式，要么等着他们回来，要么打道回府。这时候，要是实在饿得慌，你从礼品盒包装的草纸缝里掏出几颗“兰花根”来吃吃，大人也是会原谅的。

我父亲是个做事极讲究的人。要是碰上这样的情景，他会写个纸条，留下礼品，约好下一个见面的日子。每年正月初二，他总是用独轮车推着我们姐弟仨到古山外公家。我们被捂得严严实实，膝盖上也盖着破棉絮，几十里的寒风依然冻僵了我们的手脚，但总比走路要强许多。沿途提着大包小包，或者像我们这样的独轮车有很多，大家的嘴巴里呼出白色的冷气。要不是身上穿了新衣，脸上挂着喜气，那情景简直像逃难一般。我们一路歇上几回，喝点水，吃点米胖糖。母亲偶尔也会裹几个粽子带着路上吃。

在外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姐弟仨必定从古山出发到方岩阿姨家拜年。每年如此，可阿姨似乎常常忘记这个约定。她家需要拜年的亲戚多，我们在她家吃闭门羹的概率也就特别高。有一回，我们在饭点准时到，他们却准备出门去亲戚家赶午饭，顺便邀请我们去蹭饭。我们挺为难的，但一听到这个亲戚是住在方岩顶上罗汉洞里的老尼姑时，我们就欣然同意前往了。以拜年的名义登方岩，可以免门票。这是难得的福利，我这一辈子也就享受这一次。

上方岩之路，人特别多，姐姐怕我们挤丢了，就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弟弟。过了天门，进了罗汉洞。一路的风景自然是美的，可现在的脑子里一点记忆都没有。唯一记得的只有我们仨连在一起的小手，汗涔涔、湿漉漉的。

老尼姑有八九十岁的样子，手脚依然麻利，很快给我们每人端上一碗素面，碗底下还埋着两个圆圆满满的鸡蛋，素的。那时候，一般人家的菜肴中少有油水，如此素淡而味好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只吃到一碗，还不够半饱，不敢再要了。

要是到大姑婆家拜年，那可是非得让你吃撑了不可。大姑婆家离我们只有七八里的路。她守寡多年，我从没有见过大姑公。家里又穷，住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一张乌黑油腻的粗木桌后面，是一张同样乌黑油腻的粗木床，此外没有别的了。

她的儿子——我的大表伯结婚很晚，娶了个聋哑人。蓬头垢面的她见到我们只会咿咿呀呀地比画。大姑婆虽然年纪大了，但娘家孙辈一到，她肯定是亲自下厨的。知道我们怕聋哑人，她就让儿媳妇坐在灶间的小凳子上烧火。不用烧了，也必须一直坐着，不准出来。

不过让我恐惧的是大姑婆烧的面条。那碗面条总是盛得结结实实的。吃了一筷又一筷，面条总不见少去，反而会不断地从下面冒上来。吃了半天，好不容易少了一点，姑婆又冷不丁地从身后给你扣上半碗，反而比原来的更满。她慈眉善目一直盯牢你，让你非吃个精光不可。若将碗底的鸡蛋剩着，她就用筷子将它们弄碎了，直到蛋白蛋黄塞满你的嘴巴。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肚子涨得厉害。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路边找一块干净的地面躺着消食。回家之后，跟爸爸抱怨。他笑着说：“我也怕到大姑家，我小时候也像你们这样吃撑了回来的。”

又过了几年，大姑婆去世。我们再也吃不到那碗会不断满起来的面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