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可能是因为民间故事的影响，许多人觉得古代读书人只要考中进士，就迎来了“高官得做，骏马得骑”的高光时刻。但在科举制度成熟的大唐时代，考中进士也不过是刚刚拿到入仕当官的资格证，到底能不能顺利就业，还得看有没有本领迈过名曰“吏部铨选”的那道关口。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诗人白居易在考上进士两年之后，通过了吏部铨选的文判拔萃科考试，正式踏上仕途。两年期的奉旨待业，在当时已经算是不同寻常的效率了。以白居易的前辈韩愈为例，参加了三回吏部铨选全部落榜，只得跑去地方做节度使的幕僚维持生计，等到第四次铨选合格得到朝廷任命，距离他考中进士已经过去九年之久。

白居易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秘书省担任校书郎。同样的头衔，韩愈也曾经有过，但不同的是，韩愈是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中得到推荐，挂了一个校书郎的虚名，白居易这个是实打实在朝廷里任职的九品官。

秘书省的主要职能是“掌图籍秘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文献通考》），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图书馆，也是历代王朝统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类似的机构，周代有守藏室，道家鼻祖老子就曾经在守藏室任职；汉朝有兰台、东观；三国时魏国有秘书署。到了南北朝的梁朝，秘书省正式定名，和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内侍省并称为“五省”，成为当时中央机关的基本架构，足见其在古代政治江湖中的地位。不过到了唐朝，国家图书馆根据职责范围和受众的不同，被细分为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司经局等不同机构，但相同的是，这些机构的基层干部序列里都有校书郎。

和秘书省相比，校书郎的头衔在汉朝的兰台、东观时代就出现了。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召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后汉书》），并从此开始了编撰《汉书》的宏图大业。按《新唐书》中的说法，校书郎的主要职责乃是“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负责给典籍文章做校对。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校对只是出版印刷流程里一个不起眼的辅助环节，但在印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典籍文字的正误简直是天大的事情。在古籍中，校对有“雠校”“校雠”“雠书”等称谓。“雠”字有仇敌、仇恨之意，汉代学者刘向《别录》中有云：“雠校，书二本，一人观，一人读，视作怨家，故曰‘雠书’。”做校对工作，如同视文字差错为仇敌，可见当时对书籍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

做文字工作很辛苦，自古皆然。但不得不说，白居易和校对工作还是很有缘分的。在秘书省之后，他到基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县尉，又调到集贤院任校理，干上了校对的老本行。他曾写过一首诗：“芳意将阑风又吹，白云辞叶雪辞枝。集贤雠校无闲日，落尽瑶华尚不知。”院子里花开花落，校对人毫无所知，这究竟算不算吐槽，恐怕只有诗人自己知道。

或许有人会说，天天埋头在故纸堆里抠字眼，就算是个官也没啥出息。但唐朝人可不这么认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通典》中有载：“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有图书馆做校对的“美职”经历，被社会公认为文士们在仕途上求进步奔前程的捷径。

唐代的校书郎虽然只是九品官，任职门槛却不低。担任这一职务，首先得有进士的身份，再通过吏部铨选的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考试，或者通过制举这种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特殊人才选拔，才有可能拿到委任状。大唐社会一向把科举视为入仕正途，进士每年仅三十许人，又再次选拔优中选优，能被任命校书郎者可谓“根正苗红”，个个都是后备干部培养对象。而且，校书郎在首都工作，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升迁机会多，社会地位也自然水涨船高。

做为资深校对人，白居易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对校书郎一职的看法：“秘著之官，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责望者乃丞郎之椎轮、公卿之滥觞也。”他认为校书郎是朝廷高级官员的起点。事实也的确如此。唐代从校书郎起家的文士，有35位后来官至宰相，其中不乏张说、张九龄、房琯、李德裕这样的一代名臣；柳公权、杜牧、柳宗元、白居易等一大批人都曾担任要职。无怪乎韩愈曾经这样写道：“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回首卿相位，通途无他歧。岂论校书郎，袍笏光参差。童稚见称说，祝身得如斯。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老妇愿嫁女，约不论财赀。”诗句中不难品出几分艳羡之意。由此可见，如果有机会穿越到大唐，努力谋个校对的差使，就不难有个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