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北宋元符二年（1099），大宋版图南端的儋州（今海南），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人们聚集在州城东门外，热热闹闹地举行“打春”活动。看到这场景，作为地方长官兼活动的主持者，已经年过六旬的苏东坡不禁心怀大慰。自从来到儋州任职，面对当地常年渔猎不事生产、笃信巫术缺医少药的状况，他倾尽心力进行教化，不仅创办学堂推行教育，还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医药知识，提高土民的生活质量，现在终于见到了成效。“打春”这种在中原地区有悠久历史的民俗活动，也由此在海岛上传播开来。

活动结束后，苏东坡欣然填词一首，即为著名的《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一年，是苏东坡贬谪到海南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天，正是当年的立春节气。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立者，开始之意也。过立春，就意味着冬季结束，揭开了春天的序幕。对数千年农耕社会的古代中国来说，迎接春天，就是迎接一年好收成、好生活的希望。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民间素有“立春大过年”的说法，把它看得比农历正月初一的春节还要重要。

既是节日，当然少不了相应的文化活动。苏东坡词中所说的“春牛春杖”，就是立春最典型的民俗仪式。《后汉书·礼仪志上》中记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这头土牛，身高四尺，寓意为一年四季；身长八尺，象征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即所谓“农耕八节”；尾长一尺二寸，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腹中还要放入五谷籽粒。宋代的周承曾经考证说：“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事物记原》）把春牛的历史追溯到西周早期。牛是农民耕作最重要的畜力，以此来代表新一年农业生产的开始，也的确很有道理。

按《后汉书》中的说法，春牛要在城门外展示到立夏，但不知从何时起，这种象征性的仪式变成了真实的“打春”——天子或地方主官用彩鞭击打春牛，以示开始耕种，仪式结束之后，农人们一拥而上，挥舞农具把春牛打成碎块。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这样记载了迎春仪式的流程：“……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因为有了塑造成春牛的经历，这些原本寻常的泥土也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唐代元稹《生春》诗中有“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的句子，宋人笔记中有一段话可以视为这两句诗的绝好注脚：“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庄绰《鸡肋编》）春牛土不但能让蚕宝宝长得好，还能祛除瘟疫，为了让家里能有几块这样的“吉祥物”，百姓们不惜奋力争抢而受伤，也真是不容易。

苏东坡《减字木兰花》下阙中的“春幡春胜”，半个多世纪后的辛弃疾也写过。宋高宗绍兴年间，年轻的辛弃疾率江北抗金义军南渡归宋，被任命为江阴签判。也是在一个立春日，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馀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汉宫春·立春日》）如果说“春牛春杖”讲究的是仪式感，那么“春幡春胜”就可谓仪式中的“气氛组”。以彩纸彩绢剪成旗幡状，大者可悬挂树梢，小者连缀于发簪作头饰，飘飘摇摇，自是别有一番韵味。

辛弃疾笔下的“青韭堆盘”，是古人立春这天的特色食品，就是以薄饼卷着豆芽、韭黄、粉丝等鲜嫩食材食用。晋朝潘岳在《关中记》中说：“于立春日作春饼，以春蒿、黄韭、蓼芽包之。”唐代《四时宝镜》也有“立春日食萝菔（萝卜）、春饼、生菜，号春盘”的说法。这一美食一直流传至今，已经成为跨越节令的传统菜肴。虽然春饼春盘没有在苏东坡《减字木兰花》里出现，但大苏作为文学史上的著名吃货，想来在写下这首词之前也是少不了大快朵颐的，不然，又怎么会“一阵春风吹酒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