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忠富

小时候读《儒林外史》，看到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心里既觉得好笑又隐隐发怵。后来读吴敬梓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读书人——迂阔的、清高的、无耻的、可怜的，便以为明清两代的知识分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要么被八股文榨干了灵气，要么在官场和道学之间挣扎得面目可憎。直到读了明史学者陈宝良先生的新著《斯文在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才恍然发现，自己脑子里那幅明代读书人的画像，原来是多么单薄。

书名“斯文在兹”取自《论语》，本意是文化道统在此。陈宝良借用这四个字，恰好点出了全书的命脉：明代的知识人，到底靠什么维系“斯文”？是靠四书五经，靠科举功名，还是靠别的什么东西？他的答案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斯文”的内涵在明代发生了深刻的嬗变。知识不再仅仅是儒家经典的专利，也不再是少数士大夫的身份徽章，而是逐渐扩展到百工技艺，下沉到商人、工匠、医者乃至女子手中。文化权力从庙堂走向江湖，从精英走向多元。这才是明代知识世界最值得玩味的风景。

全书分八章，依次描摹了八类知识人群体：乡先生、道学先生、文人、名士、商士、工匠知识人、儒医、女性知识人。每一类人都不是概念的堆砌，而是用大量的史料细节让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

比如“乡先生”，其实就是退休返乡的士大夫。按儒家的理想，这些人理应是乡里的道德楷模，“出则致君泽民，处则教化乡里”。但陈宝良笔下，同样是乡先生，做人的差距却大得惊人。户部尚书梁材罢官之后，住在南京武定桥旁，“门庭萧然，如同寒士”；而与他同时的管子山，不过是个检校小吏，罢官后却在同一条街上“大造楼堂，广置田产”，门庭若市。南京人戏称“管尚书，梁检校”——尚书倒像检校，检校倒像尚书。寥寥数语，明代士大夫居乡生活的两极分化便跃然纸上。

更耐人寻味的是“道学先生”这一章。我们印象中的道学先生，大抵是端坐讲学、不苟言笑的模样，甚至有点虚伪做作。陈宝良没有回避道学群体的负面形象——假道学、迂阔、拘谨，这些批评在明代已经铺天盖地。但他更想做的是跳出刻板印象，替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道学世界。他提醒我们，王阳明就是道学群体的一员，可他既能讲学论道，又能带兵平定宸濠之乱，还喜欢纵情山水，“恣情登陟，山水闲情，流连忘返”。这哪里是迂腐的冬烘先生？分明是豪杰之举。陈宝良借此说明，道学之中也有真伪、高下之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如果说乡先生和道学先生还算传统士大夫的范畴，那么后面几章就完全是“知识人”概念的拓展了。陈宝良把目光投向了商人、工匠、医生和女性——这些在传统士大夫史中几乎被忽略的群体。商贾被知识人化，工匠凭借精湛技艺被称为“工匠知识人”，医家成为“儒医”，女性中有人写诗作画被时人称为“女士”或“女郎”。这些群体的登场，不是偶然的。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流动加剧，印刷业发达，教育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触知识、掌握技能。有人弃儒就贾，有人以技立身，有人追求风流，有人在世俗中坚守斯文。知识的通俗化、职业化、大众化，正在悄悄推动传统社会的深层转型。

《斯文在兹》全书近七百页，读起来却不觉得冗长。陈宝良的文笔温润平实，不卖弄术语，不故作高深。他把学术研究写成了人物故事，把历史现场还原得如在眼前。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了解明代社会与文化最亲切的一扇门；对专业学者而言，书中对“知识人”概念的拓展、对“刻板印象”的反思，也提供了不少值得深挖的议题。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斯文在兹，究竟在哪里？读完这本书，我有了一个朴素的答案：斯文不在高堂之上，也不在典籍之中，而在那些活生生的人身上——在乡先生的教化里，在工匠的巧思里，在商贾的诚信里，在医者的仁心里，在女子的才情里。明代如此，今天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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